三、结语：呼唤精神的另一种方式

虽然我们说徐坤的小说通过对于知识分子的还原达到了对当下现实中知识分子、文化乃至精神的全面消解，但我们却不能由此误解徐坤就是反文化、反精神、反知识分子的。相反，我觉得徐坤正是以她偏激的“造反”来实现自己对于文化、对于精神的理想呼唤的。对此，正如她自己所解释的：“假如无法以理性去与媚俗相对峙，那么何妨换个方式，抛几句妄语在它脚下，快意地将其根基消解。”我们时代当然需要张炜、张承志式的愤世嫉俗张扬精神和信仰的正面呐喊方式，但我们似乎也无力否定徐坤这种把生存荒诞放大到极致以从背面凸现精神和文化价值的特殊方式的意义和价值。某种意义上，我甚至觉得在当今这个文化崩溃的时代徐坤的方式才更切实可行，更具有警示性。

应该说，在徐坤小说的嬉笑怒骂里面，我们是能时时触摸到作家的忧愤、良知和信仰的。对于精神的关怀和呼唤其实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共同的潜在主题。在其小说集《先锋》的“后记”中徐坤曾说：“尽管时下里人们谈起‘终极关怀’时与谈‘临终关怀’一样惶惶不安，似乎现代化的到来，便意味着人文精神的寿终正寝，但我始终相信，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精神在生长着，并且还会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地绵延过我的血液和肢体，一脉相承地向前迁延、流淌下去。”阅读徐坤的小说你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的信仰是确确实实地贯彻于她全部创作的始终的。即使在《热狗》《斯人》这样的对知识分子的消解之作中我们感受最深的仍是精神的“流淌”。《热狗》中陈维高的“捧角”虽说可作为知识分子人格堕落的一种佐证，但他在“分房”过程中的愚拙和好说话以及最终在医院里的那把老泪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丝精神火花。《斯人》中的诗人当然也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但他与现实的格格不入，对于老姜的嘲讽和拒绝，对于绿媚俗之举的失望和不解，都在诗人的生存方式和世俗的生存方式的矛盾中凸现了诗性精神的价值。

我相信，对于徐坤来说，打碎是为了重建，欢笑溢满了苦涩。尽管她曾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给予了毫不留情的讽刺，但她仍是一个精神的坚守者和护卫者，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她批判和反对的不是知识分子本身，而是知识分子身上所潜藏的那些导致知识分子精神丧失和沦落的东西。还是如李敬泽先生在评《先锋》时所说的：“《先锋》热烈地、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现实，这种关注包含着知识分子清醒的文化承担：文化就在我们身边令人振奋令人困惑令人欢喜令人忧的现实生活中生长，对现实的关注也就意味着对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审视、批评和守护。”也许，徐坤之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和意义正彰显于此，我期待她有更辉煌的未来。

注释

[1]李敬泽．关于《先锋》．人民文学，19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