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像当代新潮小说这样需要阐释。新潮作家和新潮小说在各种各样的批评视界中可谓是面目全非了。苏童发表于1991年第3期《钟山》上的长篇小说《米》也无疑正是一部具有这种阐释可能性的小说。对它的阅读将有助于我们把握90年代新潮小说发展变化的某种崭新信息。

一、故事表层：个体的流浪与家族的颓败

应该说苏童是以他的“枫杨树”系列小说而为文坛注目的，成名之后，他也曾有过走出“枫杨树”的创作转移。而一进入长篇新作《米》的语言情境，我很快就又感受到了久违了的“枫杨树”故事气息。对主人公逃亡历程和不幸命运的刻画，对家族没落过程的描绘，都使我有一种重回《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等小说世界的感觉。“天灾人祸”所构成的灾难、毁灭、漂泊、流亡可以说是这些小说的共同主题。但《米》完整地刻画了五龙在乡村都市间双向漂流的全部过程，笔墨重心则落在都市的挣扎上。而《1934年的逃亡》等小说则重在描写乡村家族破败过程中人物的罪恶、遭遇和精神流浪，却对人物逃进都市后的行踪缺少纵深跟踪，人物逃亡后变得无影无踪，作家的着笔重点仍在乡村。在此意义上说，《米》正是以前小说的自然延伸和深化，是中篇小说世界的自然伸展。而就描写家族的衰落这一点上来看，像《妻妾成群》这类小说所描写的走向穷途的“家族”，往往是在故事开始之前已然存在的，小说是在封闭的格局内展开故事。而《米》则由主人公出场串联起若干家族，并在小说时空中由主人公改造和创造出一个新家族，逐步揭示这个家族的毁灭过程，因而呈现出开放性。因此《米》又有着根本不同于以往中篇小说的长篇品格。那么，作者构筑的是怎样一个故事呢？首先，小说真实地刻画了五龙逃离乡村，流浪于都市的精神和生命历程。在小说刻画的若干人物中，五龙无疑居于中心地位。他是故事的主体，也是故事的衍生剂。他的流浪生涯无疑是《米》故事表层的核心。在枫杨树乡村，五龙是个孤儿，一个无父的精神个体。这特殊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乡村的无家流浪者。然而，尽管如此，他在枫杨树乡村的生活仍是自足而安的。但一场大水，使五龙和所有的枫杨树男人在乡村的存在失去了现实依据。五龙是怀着对故乡的依恋和对城市的幻想踏上逃亡途程的。一方面，这种逃离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强制性（水灾）；另一方面，又有着个体的主动性，尽管这种主动性在潜意识中也许是一种完全相反的运动方向。这就使五龙的流浪不可避免地带上了矛盾色彩，其现实流浪与精神流浪的背离趋势必然会影响和伴随他即将面临的流浪生涯。从离开乡村偷偷爬上一节开往南方的运煤列车起，五龙的流浪生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进入都市。五龙一脚踏到陌生都市的土地上，就有一种晕眩感。都市给他的第一个景观便是一具僵硬的死尸，一具眼睛发蓝、头发结霜的死尸。这是五龙在都市安身立命前景的一种不良预兆，而“死人”也成为贯穿《米》的主题意象，小说的最后一具尸体便是五龙自己的。在对死尸的逃避中，他偏偏又撞上了都市的毒瘤——码头兄弟会。在饥饿的疯狂压榨下，五龙被逼着叫了“爹”。一个无父的孤儿，一个“杀”了父亲而获得人格自由的人，一踏进都市，就又被强制性地配给了若干个“父亲”，这无疑给漂泊都市的五龙戴上了沉重的人格枷锁。要在这人生地不熟的都市生存，五龙的前途相当黯淡。陌生中唯一感到亲切的就是大米和米的清香，米引导他走向米店，并且，以自己极度的愚朴赢得了冯老板的信任。他走进了米店，他找到了城市里让他栖身的房檐。他参与了都市，与米店和都市的故事也就拉开了帷幕。他反复疑惑着的“我是否正远离了贫困的屡遭天灾的枫杨树乡村呢？现在我真的到达城市了吗？”这一问题，似乎到此才有了肯定性的答案，五龙的流浪旅途此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他有了一种幻想满足的快感，“他觉得冥冥中向往的也许就是这个地方。雪白的堆积如山的粮食，美貌丰腴、骚劲十足的女人，靠近铁路和轮船，靠近城市和工业，也靠近人群和金银财宝，它体现了每一个枫杨树男人的梦想，它已经接近五龙在脑子里虚拟的天堂。”然而，五龙真的能在都市里建筑美丽的天堂吗？第二，占领都市。进入都市之后，五龙物质层面的流浪，转变为在都市的暂时寓居，现实流浪似乎终止了。但他漫长的精神流浪的征途才渐渐拉开了序幕。都市以它的罪恶和腐败向五龙张开了血盆大口。五龙的生存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必须随时承受对都市的失望以及都市对他的侮辱这双重的精神负荷。而织云的躁动和淫荡也在五龙面前展示出了都市普通人的生存景况。如果说五龙的流浪是妄想在对都市的投靠中忘却乡村的苦难，那么织云的放荡正是都市平民向往另一种生活的精神追求，尽管织云的这种追求以卑贱甚至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她的精神流浪的痛楚还是令人同情的。小说正以织云的精神流浪作为五龙都市漂泊的对应和参照，织云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五龙前途的暗示。而这种对应描写也表明了都市人与乡村人在个体存在中面临的普遍困境和共同挣扎。五龙毕竟是受过灾难洗礼的枫杨树男人。城市侮辱了他，但也磨炼了他。正是在城市的欺凌和打击下他的生存意志得到强化，而仇恨的烈火也熊熊燃烧起来。他要报复并占有这个城市！五龙首先对米店和米店的女孩实施他的占领计划。一种先天性的狡猾，使他巧妙地借六爷之手杀死了阿保，这是双重复仇，既报了进城时的胯下之辱，又杀死了潜意识中的情敌。织云与他的通奸是他从城市手中得到的第一件东西，在织云身上，他既感到了精神价值的实现，又有一种对城市实施报复的快感。冯老板无可奈何地把织云嫁给他，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的城市人的身份，开始进入了城市的生存状态。在冯老板对他的暗算失败后，他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气死了冯老板，赶走了织云和抱玉，并最终占有了绮云。他在都市有了自己的家，他成了米店的主人，儿女们的父亲，并且以自己的残暴和机警炸了吕公馆，赶走了六爷，从而成为码头兄弟会的头领，成了地头蛇。他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由都市的“儿子”变成了都市的“父亲”。不可一世的都市被他占领了、征服了。第三，逃离都市。五龙对都市的统治是相当残酷的。他的残暴和凶狠甚至作为一种精神病毒遗传给了他的儿子。同时，他也极力把自己消融进都市的生活，他忍着痛苦把自己满嘴牙齿换上金牙，这是都市用潜隐的力量对他生命力的一次沉重打击。五龙注定要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都市以受虐的形式，通过女人而完成了对五龙的施虐，梅毒使五龙的都市生命出现了逆转，杀死妓女，并不能拯救他生命力的萎缩，生殖器的溃烂、脓肿，宣告五龙已到了危急时刻。他甚至无力对家庭的淫乱和罪恶加以治理，抱玉的出现也对他构成了极为现实的威胁。尽管当码头兄弟会背叛他时，他用自己的狡诈再次剿灭了敌手，给都市最后一次放了血，但这最后的挣扎丝毫不能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命运。抱玉借用日本人的力量最后给了他致命的一击，他失去了双腿，失去了流浪的能力。这时候，他想到了回归。他玩弄了都市，都市也玩弄了他，他占有过都市，都市最终又吞没了他。他只有回家。五龙终于以他个体生命的抛掷完成了由乡村到都市再返回乡村的流浪。他得到的是两车大米，失去的是双腿和健康的生命，而属于都市的满口金牙也在生命终结的时候被敲掉了。五龙是多么无奈的一个生命体啊！

其次，小说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几个都市家族的败落，从而整体上寓言式地揭示了一种历史的颓败。《米》的基调是灰暗和压抑的，充塞着一股冷气。小说对五龙流浪命运的素描，是在整个都市生存群体的生存窘境和没落气象的背景上展开的，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挣扎着走向他们生命的黄昏。沉重的窒息感压迫着小说主人公的同时，也压迫着读者的神经。当然，小说是从家族的角度来串联人物演进情节的。冯老板“米店”家庭的变质和衰败是小说主体。冯老板的死表明了“大鸿记米店”辉煌历史的终结，修家史先生的疑惑也正是一种历史的疑问。五龙强娶绮云后，其实冯家的历史就已终结，五龙家族开始登上舞台，但五龙的罪恶和凶狠并不能拯救这个家的衰败，一代不如一代，在家的崩溃声中五龙逃离了都市。作为背景式映衬，小说还刻画了六爷家的破败。这个都市的特权人物，拥有令人羡慕而又神秘、恐怖的家，一座豪华的公馆。但在一声爆炸声中，一切化为烟云，随风飘得无影无踪。杂货店一家勤恳经营，精明贪婪，但他们的财富和生命在日寇的炮火中归于虚无……人物总是属于自己的家族，家族的破落与毁灭，也正是与人物的虚幻而徒劳的生存挣扎相对应着的。织云拼命想从自己的生存境遇中突围出去，甚至不惜以自己人格和身体的双重抛弃为代价，但最终了然无痕地离开了人生；绮云终身想维持自己“家”的纯正与兴旺，对五龙有最恶毒的诅咒和仇恨，但她始终挣不脱五龙的魔爪。阿保曾以凶狠和歹毒让五龙做了他的“儿子”，可五龙要他的命又是何等的轻松；六爷既统治着别人，又统治着家族和都市，但面对一堆焦土，他也只能一逃了之……小说事实上写了都市大家族中的三代人，但每个人物无一例外都暮气沉沉，这是怎样惨烈的一幅图画？

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借个体与家族命运的描写透出了一种关于历史的气息。小说对日本人杀人比赛的描写，正是为了证明这种令人悲哀的历史原则，而五龙个人的沉浮悲欢，又何尝不是说明了这一点？

但苏童的小说又毕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小说，《米》把个人的遭际和对形而上的历史哲学的思考，落实在特定而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个体生命情境中，把对整个人类苦难历程的追索，落实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并以特定的历史事件进行穿插，因而历史的灾难和现实个体的灾难又有一种生活的原生性质。

二、故事深层：分离的人性与悖反的人格

其一，由“食”和“性”的冲突所构成的人类生存困境。《米》以五龙为焦点，把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勾连起来，但都市和乡村的冲突并不是作者关注的重心，作者所要表现的却是在这种表面冲突背后的人性和人格的变化冲突，表现生命个体在现实存在中追求和失落的永恒矛盾。小说深层作者主要展示的是人性的世界，探究的是人的生存本性。只不过，在《米》中人性形态具有某种单一性，小说执着刻画和追究的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恶性。人性的主题也可以说是苏童小说的一贯主题。他总是把人的原始本性进行客观观照，极少透露有主观倾向的价值评价。但作者把人性放在一个动荡、变化的历史背景中来展示，人物的丑恶，也就自然衬托了历史的丑恶，从而也就整体性地否定了一种历史、一种存在、一种生命方式，而这一切又显然具有超越功能。苏童是无为而为。

《米》在人性的刻画上又是通过对人性的分离来完成的。小说中的人性在“食”和“性”两个层面上展开，而这两个方面正是人性构成的最基本的因素。在“食”的层面上，五龙不能得到基本的满足，因而带着一把生米流浪都市。而正是饥饿的感觉，使他遭到了都市的凌辱，精神人格遭到伤害。“食”的本能是与对故乡“米”的记忆与寻找融为一体的，正是对“米”的执着使他在都市的漂泊中有了精神的着落。他紧紧抓住“米”不放，从而在都市的拒绝中，找到了突围的缺口，巧妙而执着地闯入了米店，也闯入了都市。他获得了“食”本能的满足，这种本能甚至在他从前米仓一样的故乡也不能完全得到满足。这使他对都市有了第一个层次的认同感，也正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五龙吃了三碗米饭后无法形容的舒坦和满足。可以说在“食”本能的表现上，五龙既有所失，也有所得，他失去的是精神人格，得到的也是精神人格，得与失在他的生存延续中巧妙地统一起来了。五龙由“食”的本性的压抑而追求“食”本能的满足，这本是极正常的人性，问题是五龙在“食”的实现过程中恶的品性得到培养，这最终会损害他人性的正常发展。

但五龙不能满足于寄人篱下获得“食”，他还有着日益滋长的其他欲望。青春身体的骚动，使他由对“米”的寻找，转向对女人的迷恋。既然，五龙十八岁就与堂嫂有过草堆里通奸的故事，那么，他那远胜于“食”的“性”要求也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他的第一个“性”目标就是织云。在织云丰腴肉体的诱惑下，他的性欲像海潮一样汹涌。但出于一种生存策略，他对织云的“性”欲望最初是在潜意识中实践着的。在除去阿保，离间了六爷之后，他才把对织云的性欲现实化。而五龙托人给六爷的告密信，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阴险和歹毒。这封信，真可谓一箭双雕，既导致了阿保的毁灭，又带来了织云被遗弃的命运。他巧妙地把两个情敌都从织云身边赶走，自己独自品尝着“通奸这一杯酒”。如果说五龙在“食”本能的满足上还有自己劳动的出卖，因而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他在“性”本能的实现上，则使罪恶大放光芒，他是用“以恶抗恶”的方法用自己人性的堕落来满足性欲的。不仅如此，他在性的发泄中，又开始尝试利用“性”实施他报复和占领都市的罪恶计划。他首先迫使冯老板把织云正式嫁给了他，这既使他性的发泄得到城市的正式认可，又在“人”的意义上给他在都市的存在签发了“女婿”身份证。都市以无可奈何的姿态认可接纳了他。此时，他又盯上了绮云，强奸绮云之后，他才最终在都市里获得了性实现。高傲而冷漠的绮云可以被占有，那么都市中还有哪一个女人能逃出五龙的手心？他干脆在都市的妓女中畅游。事实上，就人类的本性来说，“性”与“爱”是不可分的，原始本能的发泄，理应伴有爱的温馨。但五龙的“性”却根本上弃绝“爱”，他反而要用“恨”去对待女人。他与织云是通奸，他与绮云的婚姻是强奸，对都市的妓女们更只有丑恶的淫乱……五龙的“性”很显然是拒绝“爱情”的畸形的“性”。对他来说，“性”的成功也正是他的失败。当他以“性”的方式对都市的女人实行占领时，他自己也在这占领过程中毁掉了。他的生命力在女人身上得到了迸发和实现，也导致了最终的萎缩。梅毒是女人给他的，也是他自己的罪恶结晶，他的前途悲观无比。

五龙的悲剧也许正在这里，他的“食”与“性”的本能满足的同时，却又导致了生命的完结。他是个漂泊的孤魂，最终仍将被风吹回枫杨树乡村。小说也正是在这里，对人类生存进行哲学追问。“食”和“性”的原生态展示所透露出的却是对人生存困境和生存悖论的揭示。五龙生存挣扎和生命终结背后，正隐含着对人生意义的某种否定，这种特定的存在主义哲学情绪，被苏童用特定的历史灾难、自然灾难和个体罪恶装饰起来，用冷静从容的笔调传达出来，看不出悲观，倒有一种对历史彻悟的旷达，这也许正是苏童高明的地方。

其二，五龙的生存心态与人格构成。长篇小说《米》的故事表层固然活跃着五龙的流浪人生，但作者显然并不着意于以他人生遭际的变幻吸引读者，故事深层除了流淌着上文分析过的人性之流外，人物的心态刻画和人格解剖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也正借助于此，小说对人物的描写才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小说也据此透露出文化的意味。

首先，我们看看五龙的生存心态。五龙的人生挣扎之途中，生存心态的巨大矛盾一直萦绕着他。他既热心于流浪，又盼望着安定，既企慕都市，又贪恋着乡村。漂泊心态、幻想心态和回归心态是他矛盾心态的三个构成要素。其实早在枫杨树乡村，作为一个“无父”的孤儿，他的漂泊心态就已存在。只不过，一场大水灾才把他送上漂泊的旅程。“他仍然在火车上，缓缓地运行”的意象成为他这种心态的最直接的表征。他的精神一直是流动着的，在乡村和都市间飘荡。他在乡村和都市都不能维持心绪的宁静和平衡，也许只有那行驶的列车才是他唯一的精神方式，他的流浪并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而是在流浪漂泊的过程上得到精神的洗礼与满足，从这个意义上，漂泊正是他的一种精神需要。因此，即使他在进入米店，与织云结婚，得到都市认同的时候，他仍觉得新房也是“一节火车，它在原野上缓缓行驶，他仍然在颠簸流浪的途中”，甚至在他把绮云这个城市“最后的女人”强奸在米堆上，从而实现了对都市的占领的时候，他也觉得“身下的米以及整个米店都在有节律地晃动，梦幻的火车汽笛在遥远的地方拉响，他仍然在火车上，他仍然在火车上缓缓地运行。”他不知自己流浪的前途，也不知神奇的列车要把他带向何方。而且对五龙来说列车的颠簸、震动所带来的晕眩是他对生活最真切的感受，这种感受伴随着一种人生深刻的孤独，使他的漂泊心态又有了精神自尊的深长意味。五龙最终在运动的火车上走完了生命的征程。他不属于都市，也不属于即将奔赴的故乡，他只是一个孤独的精神浪子，漂泊流浪是他生命的唯一形式和精神的唯一归宿，但我们又要看到五龙的流浪心态是建立在他对生活幻想的基础上，幻想心态正是他流浪心态的动力和催化。他逃离枫杨树乡村固然有灾难的压迫，但更多的还是他对都市和金钱与女人的幻想的驱使。他对城市的占领也正是他梦想的实现过程。五龙打碎他的牙齿而不顾痛苦换上满嘴的金牙，也正是一种幻想的力量。他所能得到的也仅仅是一种幻想的满足。而五龙之能够历尽磨难在罪恶的都市生根成长，也全依仗他对生活的幻想。同时，他的毁灭也同样来源于他的幻想。他喜欢宿娼，并把米灌进女人的子宫，这种性癖好正体现了他征服都市女人，改造都市女人，用故乡的“米”改造都市人种的幻想。他的幻想太多，在幻想的现实化过程中，他的生命也萎缩了。女人给了他梅毒，但他明白，“他并非为女人所贻害”，不仅如此，他的幻想心态，也直接推动和滋生了他的回归心态。他的出发就寓含着回归，他是带着拯救苦难的枫杨树的幻想流浪都市的。尽管他在都市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在都市每一个生活的转折关头，他都是以对枫杨树的回忆来安抚自己。瓦匠街家庭的丑恶，使他想起了枫杨树的乡情，而城市的雪在五龙看来也不过是枫杨树的霜，都市女人的淫荡也远比枫杨树乡村女人的苟合庸俗，纵然都市里的灾难在五龙心中也远没有遥远乡村的洪水真实。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暮年，他心灵的虚弱和孤独中，唯一有着活力的思想便是回乡。他据此对一个逃难的枫杨树青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用枫杨树的风俗来约束儿媳妇的生产，致使乃芳葬身在日本兵的屠刀下。越到他生命的尽头，他的回归心态就越强烈，终于在他设计的诸多“衣锦荣归”的梦想中，登上了回归乡村的列车。由此我们看到，五龙以他的幻想，驱动着他的流浪，而流浪的回归又正是他幻想的一部分。他的流浪心态和回归心态，既是他幻想心态的内涵，又是实现和完成他幻想心态的步骤，三者的交叉演进中又透露出人格的因素。

其次，我们来看五龙的人格构成，“衣锦还乡”的梦想可以说最能代表五龙的精神人格，这是一种相当典型的乡村人格和农民人格。这种人格占据着他意识和潜意识的中心，与他流浪都市获得的都市人格，自始至终发生着冲突，并最终彻底排挤了都市人格，而维持了五龙这个精神个体原始人格的纯洁性。乡村向城市的逃亡，实在是近代文明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没有谁赞美城市但他们最终都向这里迁徙而来”。而事实上，这迁徙的过程，也正是人格被改造被异化的过程。五龙也是如此。他来城市带着的一把米其实正是他潜意识中对自己乡村人格的偏执维护，米实际上是他以后生命旅程中的精神支柱和人格象征，是他逃避和回归的避难所，是他心中的故乡的唯一安慰。进入都市之后，他盯上米，并走进米店，其实正是冥冥之中他人格的指引，他在都市的生活也确实没有割断过与“米”的联系。他接近城市其实只是为了改造城市，企图以自己的乡村生活方式同化都市生活方式，以自己的乡村人格影响都市人的精神人格，他的不良性癖好也正是这种潜意识的证明，他置放在妇人子宫里的大米，其实正是他幻想中的乡村人格。然而，尽管他“心灵始终仇视着城市以及城市生活，但他的肉体却在向它们靠拢、接近，千百种诱惑难以抵挡”。在占领城市的过程中，他的行为方式首先被都市同化了，“以毒攻毒”其实正是以城市的罪恶方式对付城市的罪恶。而行为方式必然也有着人格的投影，都市人格对他精神世界的侵略，显然不可避免。而五龙以牙齿与都市黄金的这场交换代价是相当巨大的，这是他的乡村人格向都市的主动投降。尽管这次退却很快在心灵深处得到纠正，但是乡村人格仍然只能活跃在他的人格深层，而表面上五龙则越来越变成了都市的俘虏（物质层面）。对都市的现实占领，并不能驱散他精神改造的孤独感和失败感。他只能以自己的诅咒来维持自己乡村人格的平衡与自足。他之没有在心灵上被都市同化，也同时显现了乡村文化因子在他血液中积淀的深厚。“这就是城市，这就是狗娘养的下流的罪恶的城市，它是一个巨大的圈套，诱惑你自投罗网。为了一把米，为了一文钱，为了一次欢情，人们从铁道和江边码头涌向这里，那些可怜的人努力寻找人间天堂，他们不知道天堂是不存在的。”这是五龙对城市的彻悟，是他反身自省之后的一种绝望的叫喊和诅咒！一旦清醒，五龙对都市人格的清扫就相当轻松，他买了三千亩地，买了两车大米，他设计的“衣锦还乡”的场面，给了他乡村人格巨大的满足。他不属于都市，他应该抛弃它，他一无所有了，但他毫无损失，一身的伤口并没有毁去他的精神人格。他带来了一把米，而运回去的是两车皮米，他的乡村人格不仅没有被磨损，反而经过磨难而被放大了。然而，不幸的是五龙人格独立性的维持是以他个体生命的终结为代价的，这在更深的意义上把他灵魂深处两种人格的拼杀变得毫无意义，五龙纵然“乡音未改”，但终究不能衣锦还乡。

在考察和梳理了长篇《米》的深层内涵之后，我仍觉得尚有某种遗漏和欠缺。在主人公五龙的存在心态和人格背后，还活动着作家自己的身影，作家心态显然在小说的故事深层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种心态是相当隐蔽的，我只能作出主观的猜测。熟悉苏童的读者都知道，苏童小说创作一直交织着历史和现实两种题材层面，但近两年来，他和叶兆言、周梅森等许多著名作家一样都表现出了对“历史”的过度热情，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冷漠甚至回避的态度，小说时空全部在“历史”中展开。我们当然不会相信作家们缺少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的能力，但这种创作转移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则是不能不引人深思的。在我看来，苏童等作家对现实的回避，正表明了他们美学思想的嬗变。他们显然是试图通过历史话语的营造，而获得一种创作心态的自由。而历史的情境则往往是现实的补充和象征，作家们试图通过审美距离的延伸而加深现实反应的浓度。他们的“历史小说”不同于一般的“历史题材”的小说，他们不需要借助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完全在虚构和想象中营构小说世界。小说中的“历史”其实只是借用了一种历史氛围、历史情调、历史话语方式。当然，毋庸置疑，这种创作转移现象除了美学因素之外还有更为现实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使作家的创作就呈现了矛盾性，作家既有现实情结，而又要用“历史”来伪饰，这导致了文学表面功能的偏离，以及能指与所指的模糊化。

三、故事操作：长篇小说的叙述话语系统

《米》的成就也表现在它的小说物态层面上，独特的风格和话语方式，使这个长篇小说获得了相当独特的品格，这既是相对于苏童的小说创作，又是相对于长篇创作的整体态势而言的。苏童以往的创作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随意机警的叙述风格是他小说的重要特色。从《妻妾成群》等小说开始，苏童开始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而出色的冷静与凄艳的色调使他获得了极大成功。《米》显然承袭了这一路的叙述方式。作者以全知叙事，但视角更多归附于五龙，小说正是以五龙的角度来构思和演进故事的。而第三人称“他”作为故事的全知全能的叙述人，这个隐含在故事的自我起源、自我发展的情节中的“他”最大可能地构造了现实的客观历史性，“他”始终饱含着一种纯历史的过程。因此，《米》的叙述态度相当平静从容，一反从前小说中躁动、热切的情绪，小说据此而呈现出一种原生态、客观化的趋势。同时，我们也看到，作者叙述人称的选择，也正是为了适应长篇小说操作的体裁需要。一般来说，长篇小说头绪复杂线索众多，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如果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往往会影响小说反映的容量，造成的小说空白就会增多。而第三人称叙事，由于叙述人跳出故事之外，可以自由随意地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故事，因而故事的操作就潇洒自如了。当然，《米》的第三人称并不是单一和凝固的，第三人称其实是由众多分散的第一人称叙事综合而成的整体格调上的第三人称，并不能抹杀局部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使得整部小说在整一中见变化，平衡中现张力和弹性，因而又有了一种活泼灵动之美。

与叙述人称相联系，《米》的话语方式也与以往的家族小说判然有别。苏童在他过去的小说中喜欢使用带有“回忆”性质的、“古老的传说”这一讲述方式，从叙述者的当前回溯过去的故事，时空上有个明显的倒流和交叉。而《米》则把叙述者摆在和故事时空相同的起跑线上，从顺序的时空叙述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故事，“历史形态”得到本色的再现，没有那种反观抽象的“回忆”色彩，仿佛从生活和历史的河床上截取了一股完整的支流，原色原味，却醇味无穷。不过，在小说中，叙述者对故事的超越，以及先知色彩，也可以从他的叙述语式上透露出来。这范例要算“直到后来，他屡遇码头会兄弟，这些人杀人越货，无所不干，五龙想到他初入此地就闯进码头会的虎穴，心里总是不寒而栗”这个“马尔克斯句式”，这种语式，对故事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

从艺术上说，《米》的结构艺术也极为出色。小说以“米”和“五龙”作为两个基本的结构酵素。小说以五龙为故事的媒介，通过他的命运遭际串联起三条情节线，包容了城市和乡村两种生存方式、两种生活形态，牵连三代人的命运。这种辐射式的结构，把故事组织得精致、完整。五龙从乡村逃难到城市是一条情节主线，而他在进城时被阿保毒打，就与阿保、六爷为代表的都市黑势力挂上了钩。当他进入米店后，又与冯老板和织云、绮云的粮店生活联系起来。一旦他被雇为伙计，参与米店生活，三条线索就拧成了一股，把故事推向了结局。不过，这三条线索中，五龙这条主线一直占据中心地位并改变和支配着其他两条线索，而且最终完全吞并和整合了这两者。此外，这篇小说在结构上还特别讲究照应与铺垫，结构相当圆满和典雅，古典色彩很浓。小说以五龙乘火车进入都市开幕，又以五龙乘火车离开都市闭幕，故事情节正好构成了一个封闭“圆”。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独到的艺术匠心，另一方面，也与小说的内涵有高度的一致，暗示了主人公一无所有的最终结局。

当然，在津津乐道于苏童小说出色的词语感觉能力和娴熟、高超的结构技巧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这个长篇小说的先天不足。就个人感受而言，《米》更像一部加长了的中篇小说，精美圆熟有余而规模气势不足。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许正是苏童的杰出和高明之处，是他对长篇创作普遍存在的粗糙化倾向的反拨。也许作者正尝试着以另一种方式为长篇小说的构筑贡献出新的艺术经验，为长篇小说艺术的完美提供一种崭新的范式。果然如此，那我们是应该庆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