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洪峰在90年代中国新潮小说复兴大典中再度登场时，他面目全非的小说形象多少有点令人不知所措。那个曾经无动于衷的“超人”洪峰现在也浪漫地感伤起来了；那个沉迷于技术操作和形式游戏的洪峰居然也开始思索和重建具有世俗意味的小说主题了；那个一度佶屈聱牙的洪峰，竟然也能平易近人了……对比于《极地之侧》时代，洪峰的如此“蜕变”是意味深长的。如果说在《东八时区》中，洪峰的大相径庭的小说方式还具有朦胧色彩无法确定的话，那么当其第二部长篇小说《和平年代》在1993年第4期《花城》上面世时，这种蜕变就昭然若揭了。然而，我不同意把新潮作家从极端化的形式实验领域撤退视为先锋性的丧失，我认为新潮作家从纯技术主义的小说泥淖中抽身而出正是他们艺术成熟的表现。我承认新潮小说内部四分五裂的分化已经无法挽回（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年代》事实上也在为这种分化推波助澜），但这种分化并不预示新潮小说的灯残油尽，恰恰相反，它标志着以永远的探索为特征的先锋精神的发扬光大。它不是终结，而是开始，是新潮小说多元化艺术格局的完成和多种艺术可能性的诞生。它试图确立的是矗立于反叛的小说态度和固定的形式探索之外的真正先锋性，最终颠覆的是长期以来对于新潮小说的含混理解和暧昧的态度。在此意义上，《和平年代》无疑以其主人公的故事和命运，以其关于“终结”和“开端”的神话，对新潮小说的命运进行了寓言式展示。也正是借助于整个新潮小说的理论背景，我们对《和平年代》的解读有了一种新的可能性。

一、遗弃者与被遗弃者：永远无法改写的人生境遇

《和平年代》的故事开始于一场遥远的遗弃。战地记者段方在朝鲜战场上被生命抛弃，而他的饮弹自尽创造了两个被遗弃者：没有父亲的儿子段援朝（段和平）和失去丈夫的妻子秦朗月。一个生命终结了，一个生命又开始了，这就是小说所呈示的最初的人生情境也是最终的人生情境，因为在小说的终局我们将看到：段和平的儿子段忘降生了，段和平却死了。这种生命的循环和悖论虽然令人心酸，却是无法逃避的人生真实。因此，遗弃与被遗弃可以说是贯穿《和平年代》的基本主题，它决定了小说人生的凄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故事所叙述的正是被遗弃者的心灵史和精神蒙难史。洪峰一方面继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于生命的关注与热情，一方面又表现出了对于人物精神生长痛苦的理解与同情。这使小说不仅贴近具体的历史真实，而且有了很强的世俗关怀的意味。就故事来说，小说主体是被遗弃者段和平的成长史和秦朗月的生命挣扎，但在主人公梦魇般的生存境遇里扑面而来的却是世俗化的历史和现实风景以及这些景象在心理记忆中的梦态呈现。显然，遗弃和被遗弃共同完成的是一种创伤性的人生遭遇和人生处境，置身于这种生命境遇中的人生是绝望和痛苦的，而突围而出的希望也终将是渺茫的。《和平年代》正是沿着两条线索来勾画段和平和秦朗月在悲剧性生存境遇中左冲右突的人生形象的。

其一，家庭。洪峰说：“在我的历史和道德观念中，家庭始终是左右世界变化的重要因素。我一直以为一个时代或者一种历史都能通过家庭的生活得到最具象的展示，一个缺少家庭生活描述能力的作家总是些最特殊的人。”在《和平年代》中洪峰正是把主人公置于“家庭”这个特殊社会历史细胞内来表现的，“家庭”在小说中成了主人公生存的一种背景，而其支离破碎的残缺特征又在特定意义上成为主人公生存境遇的直接象征。对于由秦朗月和段援朝组成的这个两人家庭来说，父亲（丈夫）的缺席是一道浓重的阴影。寡妇门前是非多的伦理现实使母子二人都变得谨小慎微。在段援朝的童年意识里家庭意味着母爱的温暖，意味着一种生存庇护和慰藉，而在秦朗月那里，家庭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回忆和一种幻想。她努力保持着家庭的温馨色彩，并把对段方的怀念和爱全部倾注在段援朝身上。事实上真正属于秦朗月自己的生命只有53天，她本真的生命早已跟随段方漂流而去了。她此后的生命本质上说已经不属于她自己，而属于恒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由一个少女通向老年的漫长人生之途中她不动声色地把一个少女的欲望压抑得了无痕迹，并平静如水地接受历史和命运的坎坷。一方面，她苦心经营着关于段方的英雄神话，拒绝一切男人对这个神圣家庭的介入；另一方面她又以自己坚韧不拔的生存态度掩饰了生活的虚幻性，从而培养了段援朝的生活信念。在她的努力下段方作为一个英雄神话不仅仅是虚设，更具有直接的现实力量，秦朗月和她的家庭小舟能平静地驶过历史的急流险滩，如果离开了段方的神庇是根本无法想象的。秦朗月虽然言语冒犯了“苏联老大哥”，但她也只是被补划为“右倾”，更重要的是她还能带着自己的完整家庭流放东北。这种待遇，她的好朋友曲亚眠就可望而不可即了。丈夫柳志国被专政，自己不堪羞辱跳崖弃世，孤零零的柳盼盼只能投奔千里之外的秦朗月。她唤起的只是秦朗月心底对于一个充满生机的活泼的家庭的七零八落的记忆。显然，当一个人被社会抛弃时，同时被绑赴刑场的还有一个家庭——一个生命的组合体。这也使得存在于人与社会之间的遗弃及被遗弃的灾难有了扩散性，一个人的悲剧由此演变成了一群人的悲剧。这样，小说也正借助于家庭对于时代和个体生命的双重意义，借助于家庭自身结构的风云变幻隐喻般地凸现了历史。

其二，性爱。性爱总是联系于家庭的，某种程度上说家庭正是以性爱作为结构轴心的，性爱与家庭正是一对具有互文性及逆向阐释性的主题词。洪峰是以其对生命和性爱的特殊敏感区别于其他新潮作家的，而事实上在《和平年代》中性爱也正是家庭之外通向小说主题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在性爱领域，洪峰驾轻就熟地把小说关于遗弃与被遗弃的主题作了生动的演示。占据《和平年代》中心的其实就是两代人的性爱命运。秦朗月的真正性爱生活不足两个月，然后弃妇的命运就降临了。在此后的生命中她与这段性爱的唯一联系就是段援朝，她大部分的生命时光都消耗在对这段性爱的怀想和美化中。可以说正是这种虚幻的性爱回想以及对段援朝“移情式”的爱支撑了她的一生。她时时刻刻都能意识到自己性爱的缺憾，但她时时刻刻都不愿承认这种事实，她其实最终完成的是一个关于永恒爱情的神话。某种程度上，她这种过于执着的性爱心理也给儿子段和平以潜在的影响。虽然在小说中秦朗月的性爱是作为一种背景一种过去的风景而存在的，但当其性爱转变为一种心理氛围时，其力量就远远突破了过去，以至我们在段和平不同的性爱故事背后总能读到秦朗月的声音。大致地说，段和平的性爱历程是以与五个女性的关系为标志的，即与夏小青朦胧的小学之恋，与柳盼盼的热恋，与李丽菲的短暂情恋，与王明英的私情，以及与刘明明的婚姻。除了王明英和刘明明在段和平的性爱生活中的出现具有重叠性之外，应该说段和平的性爱阶段性是很明显的，性爱串联起了他从小学到军旅再到大学以至生命终结的完整一生，并由此决定了他人生的基调和生命的形态。在段和平与性爱以及段和平与女人的关系中最基本的色彩仍然由遗弃的基色决定。段和平最深刻的一次恋爱发生在柳盼盼身上，而他被性爱遗弃的命运也正是由柳盼盼导演和执行的。柳盼盼的被逼发疯几乎彻底摧毁了段和平的生存信念与性爱激情。从此柳盼盼就成为一种梦魇般的黑云流动漂浮在段和平的性爱天空里，并实质上镶嵌在段和平的生存记忆里。正如秦朗月一生生活在对于段方的记忆与复制中一样，段和平的大半生其实也就活在对柳盼盼的回忆中。他不仅年复一年地坚持每周六去疯人院探视柳盼盼，而且在他心中柳盼盼也被神圣化，以至他从来也不愿向刘明明讲起。如果说他和秦朗月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沉浸于过往时光的方式不同：秦朗月为了自己的爱情神话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贞节”形象（她的车祸后匆忙出院在段和平看来就是为了避免闲话，而她的生命的过早终结也正潜隐于这次车祸中），段和平则在失去柳盼盼的爱情之后从心底里剥夺了自己再次获得性爱的权利，以一种虚无甚至放荡的态度缅怀过去的神圣。他甚至不顾刘明明晕倒在地，梦游般地坐上了王明英的摩托车，在疯狂的性发泄后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刘明明身边。然而，即使与王明英做爱产生的也不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与留念。在他的潜意识里，其实是希望在那种时刻死在王明英的身上，一种最具生命性的行为，其目的却在于生命的毁灭，这只能说明这段性爱激情在本质上仍然是虚假的。可以说，性爱构成了段和平人生的最大痛苦与悲剧，作为一个被性爱抛弃的人，他几乎全部生活在一种虚幻飘忽的想象世界里，生活在对生活的恐惧当中。他被性爱抛离了生命的轨道，而同时他又以自暴自弃造成了对别人生命的伤害。刘明明的性爱欢乐其实正是被段和平扼杀了。在这里，段和平作为一个被性爱遗弃者又完成了对性爱的遗弃，他以自己的悲剧完成了别人的悲剧。他曾经保证不让刘明明重复秦朗月的命运，然而当他终于从柳盼盼的阴影中渐渐走出，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对妻子的责任时，王明英又来宣告了他的死亡。他终于没能抗拒天意，在一个螺母的打击下命归黄泉，使刘明明和段忘作为被遗弃者的命运变成了现实。小说在它的终点又走向了它的起点，以人生的循环完成了小说的循环，以人生的悖论完成了小说的悖论。

我们发现，在《和平年代》中家庭和性爱各自以其悲剧性的景象展示了无激情生命的泥泞状态，在无法逃避的遗弃与被遗弃的宿命中揭示了个体生命在特定历史时空内的压抑、萎缩，以及这种梦魇般存在的非本真性、虚拟性、假象性，从而引导小说之舟向人的精神世界远航。而在这个时刻小说的另一重主题降临了。

二、战争与政治：背离神话的历史宿命

当我们把《和平年代》关于主人公悲剧命运的一页掀开之后，一个横亘于小说世界内部深藏在人物精神宇宙中心的和平神话就展露在我们面前了。虽然对于人生来说，段和平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正是生活在思想中，通过思想获得了对梦魇状态的超越，也通过思想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激情。这样说来，他的人生遭遇既是他的不幸又是他的幸运。正是由于被父亲遗弃，以及家庭被社会遗弃，他获得了一种“多余人”的生存地位，由这种局外的生存，他失去的只是生命的自由，得到的却是思想的自由。因此，在段和平的成长史中，在他悲剧性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所感受到的其实只是他精神的变迁和成长，他的命运和生存体验全部外化为一种思想一种心理内容在小说中流淌。他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整个变化无定的时代和历史全部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他以自己单薄的生命承担着他其实难以承担的思想之重，这也许正是段和平的真正悲剧所在。然而，即使如此，他思想和精神的火光、他关注人类命运的真诚仍然照亮了小说中的人生泥泞之途，并赋予小说一种震撼人心的精神感动。

占据段和平思想核心的词是“和平”，它直接继承于在朝鲜战场上饮弹自尽的父亲。段和平一直认为父亲不是一个英雄，但他为父亲骄傲。他所理解和为之骄傲的正是父亲在战争时刻对于和平的那种渴望与幻想。同时，段和平对于“和平”的思索也来源于对现实的恐惧与逃避，他无法承受父亲的死亡、盼盼的发疯、李丽菲的惨剧给予他的心理压力，也无法面对枪杀王明英父亲和陈晓明粉身碎骨的血腥记忆。一种根深蒂固的原罪心理一直压迫着他，正如小说中所说：“身为一个天生的作家，援朝的负罪感来源于母亲生产的痛苦和外祖母的中年饿死。这种罪恶感将在潜意识中支配他的全部心灵，直到他死去。”他总是“觉得自己罪孽深不可测，他觉得自己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给所有爱自己的人带去灾难”。他几乎一生都活在对过去的回忆里，但他最终却心酸地发现“十几年的时间把自己的记忆变成了一种感觉，它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近或远或深切或平淡，但不管哪种情况，都无法诉说了”。“无法诉说”是这个世界给段和平规定的最基本的生存现实，这决定了他所能完成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超越只能在他的内心实现，他注定只能是一个精神的流浪者，他的生存之家永远植根于心灵和精神世界而与现实世界无关。他以自己无声的话语不断强化着“和平”的信念，并对“和平”的两个最大敌人“战争”和“政治”进行了思想的批判与诅咒。在此，段和平以思想赢得了对于尘世悲剧的逃离，而小说主题也在现实生命悲剧和主人公精神升华的对照中得到了开拓。

在段和平的思想话语中，战争是一种毁灭性的人类行为，它是和平的对立面。早在中学刚毕业时段援朝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尼克松访华的消息就发出了质问：“为什么要死了千百万人之后再想到和平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杀人是罪恶吗？”而在秦朗月那里，战争这个词也具有同样的灾难性：“它意味着失去亲人，意味着没有父亲，没有儿子，没有丈夫。”战争的最基本特征是摧毁生命，而荒诞的是战争却又是文明和进步的一种步骤。在战争这个魔盒里面段方客死他乡，陈晓明粉身碎骨。作为背景，《和平年代》的背后一直隐伏着一条战争的线索，它写到了抗美援朝，写到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越南战争、中苏武装冲突，也写到了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但无论哪一种战争都以死亡为纪念碑矗立在历史的河岸上，它“不仅是内心创伤的最大制造者，它本身也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恐怖，它使人产生了一种时刻担惊受怕的本能”。不仅如此，战争还彻底剥夺了人的思想权利。段和平军旅生涯中所犯的两次错误都是他“思想”的错误，这也是段和平离开军营的一个根本原因。人可以没有生命，但人不能没有思想，因此，任何战争说到底都是人本身的失败，“战争最终都以人的失败结束”，它本质上体现为对于人和生命的不尊重，它“永远是人类社会中一座最难以融化的冰山。对于战争，人类永远需要去做最长久的思索”。《和平年代》在一种非战争的题材中表现了一种反战的主题，通过战争在人生存心理中的呈现，通过不同国籍、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人对于战争的共同感受完成了对战争的颠覆和对和平的渴望，这也是小说构思上引人注目之处。

在《和平年代》中，政治是笼罩在主人公生命天宇中的又一道阴影，是又一种强大得足以摧毁一切生命的力量。秦朗月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形式”，而从本质上说政治也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在段和平一生经历的许多死亡中，政治造成的死亡远比战争带给他的精神创伤更直接更具体。政治也赋予了秦朗月和段和平坎坷曲折的命运。最重要的是，政治葬送了段和平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爱情，它以一种疯狂的煽动力鼓动起柳盼盼的政治激情，而最后又以同样的方式摧毁了这个美丽而充满魅力的生命。在这里政治成了性爱的坟墓，也成了主人公精神受难的炼狱。对于盼盼的命运，和平这样分析：“人可以从容赴死，但很难无动于衷地承受尊严被不停地粉碎、玩耍和嘲弄。中国的民众一直没能从理智上认识到政治不仅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放弃自尊。一个不肯放弃自尊的人，只能被政治强奸而丧失生存下去的信念，结局是可想而知的。……盼盼不肯放弃自尊，因而她被消灭了。七年过去了，没有谁会记得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少女，她为了一种美好但却单纯的理想牺牲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对于所有人来说，那个日子已经成为没有实用价值的抽象符号，回忆那个日子只是为了帮助一种政治打击另一种政治。”他知道，政治和战争一样，它的唯一牺牲者和失败者只能是人自身，他“不懂政治，不想成为政治的工具，更不想为一种政治牺牲自己”，他盼望一种新的人文传统能建立，在这种传统中人热爱生命和人类自身。然而正如倪敬之对段和平所说，“你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成员之一，你不可能选择力所不及的命运”，和平如此小心翼翼地逃避政治的纠缠，即使和朋友爱德华·加斯科因合写的关于“和平”的那本书，他连名字也不敢签，但他还是被政治审问了一次又一次。命中注定“和平”永远只能是一个神话，不仅段方和保罗以及段和平和爱德华的跨国友谊无法不受到历史的制约和束缚，主人公对于和平的渴望、激情和理想最终也不能跨越战争和政治的屏障，甚至他们自身也无法逃避被战争和政治吞没的噩运，小说结尾爱德华·加斯科因正是在海湾战场上收到了段和平的死讯，他其实重温了他父亲在朝鲜战场上的悲剧体验和幻灭感受。

我们发现，当小说对政治和战争的思索落实到具体故事即人生的世俗层面时，家庭和性爱必然地也是宿命地成了透视政治和战争灾难性的两个窗口，作家一方面不厌其烦地展示了思想和意识领域的全部精神探索和形而上思考，另一方面又总是把这些形而上的东西贯彻在形而下的生命痛苦之中。在对人类生命残缺和精神创伤的永恒凭吊之中，小说获得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获得了一种感性和理性互为因果的悲剧性精神力量。显然，即使在“和平年代”，“和平”也只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神话。段和平还是以他的猝死完成了对这个神话的消解，完成了一则关于“和平必死”的历史寓言。小说以一个人的历史隐喻了作为人生存背景和生存现实的整个“历史”背离“和平”的残酷性。所谓“和平年代”永远只是一种假设和无法兑现的心灵允诺，而战争、政治、命运、疾病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才是人类和历史最为真实的面目和处境，不管是在人的记忆中还是在具体的现实中，都是如此。一个虚构的神话永远只在心灵的层面上才有意义，它本质上逃不脱现实和历史的解构，逃不出接踵而至的一次又一次的颠覆与消亡。

三、对话与对称：小说叙述可能性的扩张

在另一章评论洪峰第一部长篇小说《东八时区》的文字中，我已经对洪峰叙事策略的改弦易辙作过议论，这里再对《和平年代》的叙述成就作简略的论说。《和平年代》无疑是标志着洪峰已从张牙舞爪的主观性技术实验中彻底走出来的最典型的一部小说文本。小说采用传统的第三人称叙事，平平淡淡的叙述笔调甚至有一种传统写实小说的意味。但不同于传统小说的是，这部小说的心理化色彩特别浓，这使以单声话语为特征的古典第三人称叙事被改造成了一种洪峰式的多声话语合唱式的叙事。整部小说纪实性的人生片断（包括历史和现在）中贯穿了多种叙述声音，“对话”成了小说故事展开的主要方式。在对话式的心理叙事中，小说主人公的叙事功能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强化。而显然，在这部小说中最典型的一对对话和叙述者正是段和平、刘明明夫妇。尽管小说故事时间包容了历史和现实两个不同阶段，但小说叙事时间无疑只开始于段和平和刘明明婚后，顺向和逆向两种叙事视角和时间指向正是在他们的对话中统一起来的。他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就是一种对话场景。他们的对话以及对话存身于其中的日常生活片断既是小说一条重要故事线索，同时这条线索在对话中的精神指向却总是针对过去的。这样，在刘明明和段和平的谈论中“过去”的故事画面总是以分散和平行的方式不时地呈现出来并构成了一条独立发展的线索。它一方面丰富了现实故事的内涵，并且事实上成了现实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受到现实故事以言说、分析的方式所实施的制约和重组，因而从形态上说它有一种支离破碎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和现实也正处于一种不断进行着的对话关系中。然而，就小说而言，对话的方式和对话的意义对于不同的主人公而言内涵又是不尽相同的。刘明明虽然知道“和平是一个生活在幻想和自我封闭中的人，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改变他”，但她还是作为一个主要发话者，对历史、对段和平进行着主动的追问。某种意义上说，她正是“历史”故事得以不断呈现的现实动力。她近乎悲壮地完成的与段和平在对话中的心灵沟通，对于段和平无疑具有拯救意义。段和平不仅最终走出了柳盼盼的阴影和梦魇般的记忆而开始对这个世界言说，而且他还充满激情地喊出了“日这个世界”的宣言。尽管刘明明仍没能抗拒命运对段和平命运的掠夺，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灵对话的过程及其最终的真正实现都赋予了小说一种特殊的魅力。显然，刘明明拯救段和平的同时，也拯救了小说本身。而作为对话的另一方，段和平却一直充当着一个被动角色。他不但总是力图回避对历史真实形态的叙述（尽管他的身份是作家），而且在许多时候他放弃了自己的话语权利。他情愿充当一个听众和受虐者，而不愿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对语言的暴力。因此，他的沉默寡言本质上与这部小说先天赋予他的主要叙述者的角色产生了致命的背离。他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一个说话者与叙述者。“他想”“他觉得”等词语是对他现实人生状态的绝好描述，他以自己的深刻矛盾构成了这部小说最基本的矛盾。甚至刘明明劝他作为作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通过文字去谈论”、去言说以化解痛苦时，他也觉得无话可说：“谈论什么呢？……你怎么去谈论它呢？你可以去责怪命运，你可以指责生活不公正，但有什么意义呢？……你除了惹人厌倦还能有别的什么呢？你的生活只能影响你自己，对别人又有什么意义？没有，一点也没有。你谈论什么呢？在1975年，在1976年，该谈论的其实已经谈论过了，甚至整个中国都已经谈论过了，又怎么样呢？没有人能抹掉历史烙在一个民族身上的印记。历史或许能故意忘掉那些丢脸的东西，但人不能够，人不是变成文字的历史，人的全部意义在于他有记忆，生命存在而记忆存在，记忆存在就不可能遗落所有经历过的事情。噢，上帝，我的意义是什么呢？我的意义就是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自己听，我不愿意想到自己是个作家。在中国，作家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把别人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自己可以躲在后边怀着恶意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追名逐利的牺牲供奉出去。”显然，段和平的反叙述是一种悲观心态的流露，他所崇奉的其实是一种内心的自我言说。正由于作为一个叙述者其叙述的过程是在内心“无声”地进行的，因而这部小说对时间的强调就有了叙述上的意义。一个具体的故事（事件）总是被切割分散在不同的叙述时间里，故事的完整性在叙述的流动过程中才得以实现。这种实现不是叙述者主观人为调动的结果，而是借助于时间标记以客观化的方式呈现的，现实切割过去，过去也切割现实，在时间和细节的重复中小说使过去的故事和现实的故事在一种一体化的语境中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从结构上说，《和平年代》最重要的特色恐怕就是其对称性的文本形态。这种结构是和小说的故事内容、叙述方式紧密相关的。某种意义上说，“对话”式的叙述正是小说对称结构的直接根源。在小说中，不同的两代人之间，不同的两国人之间，不同的男女主人公之间，都有一种对比和对称的关系。而人物的命运更是具有重复性和循环色彩。段和平不自觉地重复了段方的命运，爱德华也身不由己地走进了秦朗月的命运，至于在小说的未来即将茁壮成长的段忘对段和平命运的重复也几乎是命里注定的。因此，就小说的故事来说，它所展示的遗弃者与被遗弃者的人生正是一种典型的对称性人生。此外，在小说的展开方式上，过去时空和历史时空既交叉又平行的演进方式，本身就把整体的小说时空切割成了对称的两部分。甚至在语言上这部小说也传达出一种对称色彩。平平淡淡的写实语调与人物巨大的精神感伤情绪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既带来了小说叙述和思想内涵的巨大张力，创造了小说语言性、写实性和议论性的完美统一，同时也使这部小说语言和情绪、语言和思想之间形成了很强的对比性。不过，同样在这点上，《和平年代》暴露了它的弱点。小说采用自白式的分析语言固然有利于传达主人公和作家对于人生和历史的独特而精彩的思考，但思想阐释的一泻千里也造成了这部小说“思想太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