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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黑手高悬》:苍凉的挽歌

在阅读吕新长篇小说《抚摸》时,我曾因自己对于吕新的视若无睹后悔不迭。这种后悔驱使我对吕新的小说历程进行了一次回顾,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小说文本熠熠生辉地呈现在我面前。吕新是一个被误读已久的作家,而他的小说则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有阐释学价值的文本。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手高悬》(《当代作家》1992年第1期)就是一部备受冷落而今迫切需要我们重新加以阐释和评价的作品。我以为,无论是对于吕新本人还是对于整个新潮小说界来说,《黑手高悬》都是一部经得住时间考验和阅读阐析的作品。如果评论界在其文本的晦涩和多义面前望而却步,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与新潮小说正面对话的绝好机会,也失去了进入新潮小说艺术世界的真正希望。



吕新的小说几乎总是天然地维系着晋北山区风情,他乐此不疲地在晋北这块焦黑的土地上耕耘着颂歌和敬意,几乎每一部小说都以对“晋北山区”这个特殊文学形象的建构而引人注目,《黑手高悬》依然如此。小说借助于层出不穷的神秘和变幻无定的视角传达出了陶醉和执着于晋北故乡的那份令人感动的痴情。然而,这份浓烈的迷恋和痴情却又与他艺术世界一以贯之的那种苍凉、凝重、灰暗的基调构成了一种无法消解的矛盾。这种矛盾固然魅力无穷,但我们却又难免疑窦丛生。对我来说,恍然大悟的机会是在我全部回顾了吕新的小说历程之后获得的。我发现吕新苦心经营的“晋北情结”其实正是建筑在一个卓有成效的阅读陷阱之上的,这个陷阱就是对“晋北世界”的建构热情和狂热迷恋。我坚信,吕新对于晋北农村的痴迷完全是一种假象,他的建构只是为了拆碎,他的执着只是为了告别。显然,“告别”才是吕新所有小说真正的主题词,他的小说只不过是完成了对晋北大地的一次绝望告别,悠扬的挽歌是这场“告别”的基本旋律,在这旋律中那座空中楼阁一般的“晋北家园”烟消云散。吕新以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完成了这种告别的仪式:《黑手高悬》正式奏响了告别的挽歌序曲,《抚摸》以凄楚动人的死亡之响弹拨最终的祭奠哀乐。这里,我们获得了理解吕新小说的总纲和进入他艺术世界的钥匙。拿这把钥匙去打开《黑手高悬》的门户,我们无疑将面临一种崭新的阐释可能。



从某种意义上说,吕新的小说都是一种背景小说,占据小说中心的不是某一个人物或故事情节,而是一种具有整体意味的背景和氛围,《黑手高悬》尤其如此。小说不惜“扬物抑人”,活动在小说舞台上的主人公们都仿佛是一些风物和标记,已经被融化在一个大风景之中,成为一根“枯枝”、一块“石块”、一堵“矮墙”,无法分离出他们脚下的那片混沌大地。这样,我们将无时无刻不在小说中与晋北大地迎面相遇,在体味深重的历史感的同时,也接受这曲土地哀歌对我们灵魂的洗礼。在小说中漫长而破旧的山区岁月始终以土黄色和灰褐色两种颜色交替着相继重复出现,贯穿于这种颜色更迭之中的则是无边无际的大风,“每一天都在刮风,风声很少中断过”,“风刮得很厉害,刮一个秋天,刮一个冬天,再刮一个春天和半个夏天”,“一年里……风常常把这里的白天变成黄昏或者夜晚。大家世代都久居在这山区里,对于这种自然现象早已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了,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都觉得世界其实就是这样,这就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被风沙裹挟着成为这“风沙”的一个部分,愚昧而麻木地苦度时光,身影模糊如冷风中的枯枝残叶。生命之花已经凋谢。在《黑手高悬》里我们几乎无法读到一声笑语,触摸一丝欢颜,在凝重的时空中蠕动的似乎只是一群没有生命的木偶。即使最具生机和喜庆意味的娶亲场景,在小说中也同样呈现出风声鹤唳、人影幢幢的凄凉味:“娶亲的队伍走在山区西北方向的灰蒙蒙的山梁上,唢呐声被山梁上的风刮得不成为调子了,吹唢呐的瞎子们都穿着又破又旧的蓝黑两种颜色的棉袄棉裤,无一例外地淌着各自的清鼻涕,他们的衣服上都均匀地蒙了厚厚的尘土。大家的脚像一些污黑的岩块一样在山梁上深厚的黄土中拱出来,又拱进去。”这里我们不仅看不到生命的亮色和火花,看不到激情、温暖和诗意,甚至连生命挣扎的波纹都无从感觉。在这片贫穷的土地上流动着沉重和灰暗的阴云、匍匐着枯萎的灵魂。这是一片没有历史、没有未来的孤零零的土地,也是一片窒息生命、播种灾难的大地。一代代的子民们辛勤地耕耘着希望,而收获的却只是灾难和绝望。显然,吕新正是在小说中对晋北大地这个“黑手”首先发出了绝望的怒吼,小说哀婉而决绝的挽歌首先正是唱给这深色的土地的。



然而,晋北土地并不仅仅是随着肆虐的狂风才变幻其颜色,它也浸透了时代风雨之变幻。吕新要告别的与其说是那亘古不变的山地,倒不如说是流淌在它之上的某一个时代。他实际上无法抹去地球上的这方土地,而只能埋葬在这块土地上演绎而过的特殊时代。因此,我觉得《黑手高悬》既是一曲土地的挽歌,更是一曲时代的挽歌。如果说高悬在小说世界中的一个“黑手”是晋北大地的话,那么时代则是另一个“黑手”。小说以凄伤的曲调复现了一个完全畸形的时代,也勾画了存活于这个时代中的芸芸众生之生命苍凉。这个时代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明确的所指,但从小说中朦胧的风物标志和历史景观中我们可以推定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岁月,在这个农业岁月“一穷二白,贫困如洗的天空里曾经飘荡着无数农村政策的弯曲倒影和艰辛瘦削的面孔”。这个时代充满闭塞、隔绝的气息,匮乏是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生存需要的满足只是一个悬挂在天边的神话,主人公品尝的却总是贫穷和饥饿的苦酒。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缺乏导致了《黑手高悬》内芸芸众生的悲剧生存状态。三元家只能以焦煳饭充饥,饥饿难忍的三元把一本书都撕啃完了,因为“他一看见书上画着的那些猪肉和白菜就忍不住想吃,就更加饿得不行。书上的那些猪肉和白菜吃完以后,就又开始吃书上的鱼、青蛙甚至棉花团里的大片棉花”。而《黑手高悬》活动着的其他几个主要家庭如语文教师家、天宝家、小女孩家亦何尝不是整日为“食”殚精竭虑?贫困犹如一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晋北人民的头顶,使他们整日惶恐不安并日益走向沉沦。正如小说中所说:“贫困常常使人急于占有一切的东西,从而忽略一切的细节,忘记一切的后果,进而陷入某种灾难之中自取灭亡。”语文教师偷煤开荒不仅丢掉了他的尊严也丢掉了他正常的人格,借酒浇愁也未能挽救他的疯狂;大元偷军用电缆卖钱不仅使他失去在这块土地上的“权力”还使他被迫失去人身自由;而山里人前仆后继争当煤矿工人并“纷纷栽倒”的惨剧也正是这个贫穷时代最悲惨的一幕生存图景。那些“黑手”既是这个时代众多生命的象征,又是这个时代本身的象征,是贫穷和灾难的象征,是缺乏的象征。而从本质上说,这个时代匮乏的还不仅是物质,物质的匮乏更造成和加剧了时代精神的匮乏。精神的愚昧和麻木使主人公们不仅认命于自然和混沌,而且崇拜权力和畸形。冯支书和兽医能在村里呼风唤雨成为贵族阶层,山里女人的门户能一次次被冯支书“紫红色的大手”扇开,其最终的根源就正是这种精神的贫乏。这是一种双重的悲剧,一种无言的沉痛,在惨不忍睹的生存境遇里挣扎的主人公不仅被物质的残缺压迫得奄奄一息,而且几乎心甘情愿地把精神和自我送向权力和财富的屠刀,向着另一种惨不忍睹投诚。这时候,无知和迷信瘟疫一样毒化着主人公的心灵,天宝爹黑夜迷路后坚信拖拉机的光正是传说已久的银圆、玉器、宝石、金子等在向他召唤,“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东西在努力驱赶着他向那幽深莫测的灯光处靠近……那时候他仿佛接受了某种力量的暗示,他十分强烈而清晰地感到,那灯光是属于他的,他不去不行”,并最终在迷狂状态中命归黄泉。而即使山里的“知识分子”语文教师在醉酒后遇见一个麻脸老太太时也不得不陷入一种迷信中不能自拔:“老太太脸上的麻子和皱纹交织混杂在一起,看上去像一些苍老的花瓣。语文老师看见她像一张矮小的纸片一样在午后的风中无息地飘来飘去。……在语文教师茫然混乱的记忆里,那位身材矮小的麻脸老太太是从一条阴暗狭窄的山沟里猝然飘出来的。之后,她又在那条空寂无人、纸灰飘扬的乡间大道上飘了许久,她的两只黑布缠裹着的眼睛中,年代久远的景象是一派灰褐色的山水情调,迷乱的天空里一直徘徊着一种偷梁换柱、暗度陈仓的古老气氛,一种阴谋在天地之间窜上窜下,精心旋转,精心选择。阴谋所到之处,无数的纸灰纷纷扬扬,无形的哭泣声隐隐约约。”拜伏在权力和迷信的脚下,知识就事实上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奢侈品,三元“每次打开书本的时候都会明白无误地听见一种十分锐利的叫声,就是杀猪时那种惊心动魄的尖叫声。一看见书,他就忍不住尿紧,那种强烈的紧迫感让人六神无主、忍无可忍”。出乎意料的是,当三元向班主任老师提出不再上学时,对方作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反应:“李三元,我跟你说句良心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能这样想并能这样做很好,我非常同意,我举双手表示赞成。咱们的病其实差不多,你是一看到书就肚疼,我一看见书就头痛得不行,还腿疼、牙疼。……我告诉你,一个人知道的东西越多,懂得的事情越多,就活得越不痛快,越心烦,一天好日子也没有。”显然,在这个时代理性已经被贫穷、迷信榨干,三元对学校的告别,我觉得正是对一个悲剧时代的告别,这告别声虽然悲怆、无奈,但我觉得仍然是一种希望,一种绝望的希望,透过时代的“弯曲倒影”我们似乎能够把握一种沉重的历史内涵。



我觉得,《黑手高悬》虽然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把土地和时代的挽歌弹唱着,然而,人却始终是小说关注的一个焦点,即使作家故意把人符号化、物化也无法遮盖这一焦点。在一个贫穷的时代和贫穷的土地上生命的悲剧状态背后,我更感动地读到了一曲人性的挽歌,读到了人性在生存绝境中的扭曲、变形和异化。在小说中人性畸变的第一个祭品就是天宝,他是这个时代一个最典型的受难者。父亲的罪过和遭遇,使他成为一个被人嘲笑的对象。他不敢上学只好整天关在自家的庭院里以小人书陪伴着自己。他永远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和停滞的时间里。他不知道人世间的变幻,甚至不知道男女之事,他很天真,天真得让人心酸,他很潇洒,潇洒得让人沉痛。他光着身子与妇人睡觉的画面,以及他把母亲当马骑的画面却让人毛骨悚然。面对父亲的尸体“他觉得如同置身于一个白色恐怖的噩梦之中,一切的景象和标志都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肉跳。他的身体抖动得十分厉害,两条腿一点儿也不听使唤。那噩梦以一种固定的形式静止在那里,不苟言笑,肃穆而沉重,酷似一座灵堂上显隐出的无数张破碎而残废的面孔,无数条枯枝般的手臂一齐伸向他”,“他像一只受惊后的乌鸦一般怪叫一声,便冲出人群,跑得无影无踪了”。他似乎已经泯灭了一个人的理智和认知感觉,像一个动物非人地生活着。他对于生命对于死亡都已泯灭了冲动和情感,有时他甚至像一只野兽一样残忍凶暴。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然而,他自己却在她们的尸体旁大笑。他成了一个疯子,一个背叛自我背叛人性的疯子,一个和时代一同疯狂了的疯子。正如小说所说:“天宝作为一个人,一个年轻的人,他只是一种模糊的记忆,一种属于过去的东西,羽毛或灯笼,或者是门楣上往年的一道旧符。三元一直认为天宝其实是一个旧时代里的人,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人,三元甚至从来就没觉得有过天宝这么一个人。天宝作为一个人,一个活人,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字,只是一个消逝已久的符号或痕迹,没有了具体真实的形状和实物。在山区里人们的记忆中,天宝其实在很多年以前就死去了,又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活过。”虽然小说以天雷埋葬天宝,结束了一个无知而罪恶的生命,但是这种上天的惩罚是否能同样埋葬那个扭曲制造了天宝的时代呢?如果说,天宝被雷电劈死是一个寓言和象征,那么这种寓言何时才能真正兑现呢?


我们发现,当人性的篱笆被拆碎瓦解之后,罪恶在小说中真可谓是肆无忌惮甚嚣尘上了。强奸、告密、谋杀、私通……种种丑恶的人性随风播散几乎渗透到了小说的每一寸空间。人性的阴云毒化着平凡的人生,使现实生活图景里悲剧丛生。一方面,主人公以无灵魂的姿态目睹自己人性的枯萎、沉沦;另一方面,权力的暴徒们又以自己的无人性疯狂残夺着他人的人性。在这里,一个“红色的大手”可以掀翻几乎每一个女人,兽医的孩子也可把公社的学生当马骑,院长因奸情败露可以残害一个天真少年的生命,赵五几乎阉割了天宝爹,大元也以光天化日下的强奸阴谋杀死了天宝女人……我深信,生命在萎缩状态中死去倒是一种幸运,至少他们可以在客观上完成对土地和时代的告别,死亡在这种意义上正具有了生命意义。而无人性也借此死亡否定获得了一种人性的肯定,这也许是一个贫乏时代无法逃脱的生存悖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黑手高悬》正是以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使人性的挽歌余音绕梁。



尽管放眼《黑手高悬》满是旷远和苍凉,过着灰色人生的一群人,就活动在这个大的背景下:他们活得平凡,平凡得连生命本身都失去了重量;他们活得潇洒,潇洒到不知道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带给了他们怎样的失落。然而,小说深处几个绝望的告别者仍然愤世嫉俗地向我们走来,他们的觉醒是这片土地上最响亮的一声春雷。我相信《黑手高悬》中阵阵挽歌正是由他们演唱的。他们的人生舞蹈正是跳动在小说时空中的挽歌音符。


第一个音符是由黑衣老头奏响的。他神出鬼没地光临了小说世界,“在那些如烟似雾的漫长岁月里,黑衣服老头的身影几乎随处可见,随时可闻。他像一片乌云一样,日夜出没在那边远寂寞的山区里”。他有一种看破红尘而又超然物外的天赋,在他眼中,“一切都没有用,都不过是一些过眼云烟罢了”。他有精湛的冶炼技术,坚信“掌握了这种技术,你就能比一般人活得更好,更自在,就能轻轻松松地活一辈子”。他对世界和宇宙有自己独到的体会,认为:“世界上真正的独一无二的绝技和重大的发明创造永远都在那书本以外的另一个世界里,那就是一个人的天赋和禀性、聪慧和灵秀之气。……世界实际上就是因为几个寥若晨星的天赋超群的聪慧灵秀的人才闪光明亮的,才能永远进步,向前。”他一辈子无儿无女,孤身一人,四处漂泊,却从三元身上看到了一种他渴望已久而“世人所没有的灵秀之气”,并把自己的冶炼技术传授给了三元。虽然他终于难免在山里人的疑虑和憎恶中消失在“苍茫迷蒙的雨雾之中”,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但我更愿意把他的出走当作一次自觉的选择。他以自己神秘的到来和神秘的隐匿完成了对于山里人的一次有意味的提示,他传达出了人性觉醒的第一个信息。


语文老师是小说中的又一个觉醒者和告别者。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生涯永远都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冬天,永远是冬天”,尽管他最终陷入人性的迷狂而悲惨地死去了,但他对人生和生命的认识却是深邃而深刻的。他对儿童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理,他认为:“十二岁好像是一道生与死的分水岭:一边是聪明灵秀,—边是凶残愚顽;一边是纯情与天良,一边是贪婪与万恶;一边是天真,一边是伪饰;一边是童贞,一边是虚伪和丑恶,奸诈与龌龊;一边是浮云流水,一边是粪土余孽;一边是清风明月,一边是行尸走肉。十二岁以前,能看到和听到时间和空间以外的各种事物景象和声音。十二岁以后便开始日胜一日地走向卑鄙和贪婪,最后彻底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无耻之徒,一个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那样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全无信义和廉耻可言。”在经历了生命的诸多磨难之后,他对自己的人生命运有了一种透彻和清晰的理解,他坚信:“一切都是命,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更改,更无力更改。”他疯了,他死了,但他是作为一个觉醒者死的,这种死把他从那愚昧的混沌中区分出来,因而具有了一种崇高的意味。


而黑衣老头和语文老师对于童心和“灵秀之气”的追求也并没有落空,三元和小女孩是小说世界里的两颗明日之星,他们对这块土地上的生存方式的决绝和否定是小说这曲挽歌的最强音符。前面我们就曾谈到三元的觉醒和聪秀,他对世界和生命的认识丝毫也不逊于黑衣人和语文老师,面对“福祸难测,生死无常的场面,……他感到其实世上任何一种生命都不堪一击,形同虚设”。至于小女孩,她仿佛在一瞬间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像一个大人一样,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了,能长久地沉住气了,能永远地保持一种沉默的心境了”。她的最后失踪是一次卓有成效的逃亡,她将是《黑手高悬》中第一个真正走出那块灾难之地的人。她的失踪才真正把小说中悠扬婉转的挽歌带向了高潮和结局。告别的仪式最终完成了。



对于我们来说,《黑手高悬》文本本身就是悬挂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黑手”,这部极富实验性的长篇小说对我们既往的阅读经验构成了全面冲击。


这不是一部情节小说,里面少有情节的铺垫、展开和发展,也少有紧张的悬念、激烈的冲突,有的只是一些相互关联又实实在在的人生故事。各个故事彼此独立,没有因果联系地原生态发展,各自仿佛一些遥远的风景彼此呼应,并浑然一体地构成一个大宇宙背景。作者放弃了经典现实主义的通常做法,似乎有意淡化情节,但情节的淡化并不代表小说意味的淡化。作者不遗余力地营造氛围、刻画心理,既充分观照和展示了人物多层次的复杂内心世界,也感应了独特浓郁的地域文化特征。统观全篇,那阵阵无休无止的塞外大风,质感粗糙强烈的枯树、顽石,色调浓重的煤炭、月牙,寓意昭然的手电筒、古鞋等等一切晋北山区起眼的不起眼的风物次第出现,作者都不惜笔墨地状其形、写其貌、绘其声,而目睹此情此景的主人公却往往退为一个默然的旁观者,这种有意的扬物抑人,反而将人置于一种强烈的自然氛围中,作者对生命与存在的理解也就自在不言中,这种对作品氛围的精心营构,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情节吸引力的那份不足。


《黑手高悬》的叙述方式也正是这部小说的特殊魅力所在。作者采用童年和成人的双重视角,以一个若有若无的“我”在时空和语言缝隙里的穿行统一整合全篇,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功能在小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小说里,每一个主人公都是一位叙述者,他们既经历着故事的发展变幻,又不时地把对人生故事的感知倾吐出来,这就是这部似乎以第三人称为主的小说却通篇充满第一人称独白的原因所在。这些“主人公叙述者”对于世界的言说和独白构成了小说许多摄人心魄的灵魂风景,使这部几乎“零度叙述”的文本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抒情性。而主体叙述者“我”的叙述句式与主人公叙述者正构成一种强烈的反差,“那时候”“那个夏日的午后”“冬天里的时候”“回忆那些阳光奔放、气候莫测的夏日时光”等充满怀旧和埋葬意味的语句不仅构成了文本叙述上的张力,而且正与小说告别的主题遥相呼应,体现了作家独具的匠心。


与小说幻觉化的语言形式相适应,这部小说的结构也极其空灵。各种故事和众多小说场景表面上是松散独立的,似乎以一种“蒙太奇”的方式结构在一起,不着雕琢之痕,有“无为而为”的艺术效果。但从整体上说小说仍然于松散中见完整和严谨。几个家庭是小说的主要结构单元,各自演绎着一种近乎封闭的故事,然而这些独立的单位又服从于整体的背景和人生命运,并共同奔向小说的告别主题。小说主人公之间虽然没有直接的逻辑因果联系(也有例外,如:大元之于天宝女人之死,黑衣人之于三元等),但他们彼此有一种见证和互文关系。他们共同完成了作家对于群体生存状态的素描。这种卓越的素描帮助作家轻松自如地实现了文化的告别。晋北大地矗立在小说的天空里,但这将只能是一种永远的回忆,走出这块土地的人们(包括作者)是义无反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