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安忆应该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个奇迹。从“三恋”到《小鲍庄》到《岗上的世纪》再到《叔叔的故事》，王安忆不仅极少庸作，而且几乎每部作品都能获得轰动性的反响。她从来也没有在理论上张扬过某种新潮旗帜，然而她不断的文体探索、风格转型和自我重塑却总是天然地吻合着新时期小说的潮汐，并在每一个小说潮头中占据一个不容替代的位置。显然，单纯的机遇已无法解释王安忆一次胜过一次的成功，她的小说智慧和人生体验，她的深厚功底和文学天赋才是其艺术世界真正的发光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又面对了她的长篇作品《纪实和虚构》（《收获》1993年第2期），无法避免地又经历了一场灵魂的震颤和文学的感动。我相信这部在王安忆的文学历程和整个新时期文学史上都有非凡意义的长篇佳构的面世，应该是我们的文学在世纪末所能达到成就的一次绝好总结，也为正在崛起的新潮长篇小说再次擂响了战鼓，从而预示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必将到来。在这个意义上看，《纪实和虚构》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自身，这注定了小说形而上的不可解读性，也注定了本章的阐释最终只能是一种尝试，一种话语欲望的表达。

一、纪实：经验和往事对于世界的敞开

如果说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开始了对小说和故事的双重颠覆的话，那么这种颠覆到了长篇《纪实和虚构》中可算是彻底实现了。这是一部完全没有“故事”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也只有一个“我”（真实作者而非隐含作者）。传统意义上的“故事”被淡化为散文化的往事和经验的记录。而小说其实也被还原成了散文式的心灵写实，无论“纪实”还是“虚构”都只是作者生存心态的真实展露和精神世界的毕肖素描。占据这部小说中心的是作者的感受、体验以及对这种感受和体验的讲述与分析。作者对生存境域的叙述总是勾连着主体汹涌的精神潮流，无疑，孤独正是联结这两者的纽带和这部小说事实上的主题，它也构成了人生存在的实体和背景，并本质上规约了“纪实”的内容和方向。在小说展示的各种记忆碎片和人生往事中，在小说对出身的追寻、战争与革命、保姆、邻人、儿时的玩伴、信差、同学、路遇者、音乐教师、各种方式的反抗、好奇、冥想、欲望、日常快乐和写作生涯等消亡了或正在消亡的戏剧性情节和人物关系的“纪实”与讲述中，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作者的内心独白、事后追加的感受、理性的类比和推论中发现一种对意义的抽象追寻，另一方面，我们感受最深的仍然是隐藏在作者对往事和存在的伤悼背后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孤独氛围和旋律。

表面上看，《纪实和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具有纷乱性和松散性，尤其是各种串联出场的符号式人物，似乎只是各个往事片断的向导和小说事实上的“过客”，从而使小说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有机性和逻辑联系。这种颠覆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触目惊心的，然而当我们面对作者敞开生存世界的“纪实”意图时，这样的小说方式又实在是再恰当、再自然不过了，这才是以精神漫游的方式把握纷繁人生的“纵横”关系的最佳“纪实”方式！何况小说深层还潜隐着孤独体验和意义抽象这两个统一散乱的人生世相的更为本质、更为纯粹的结构因素呢？

首先，小说呈示了“我”的孤独。这无疑是《纪实和虚构》情节和情绪的主体，在小说世界中，“我”的孤独又分为童年、青年、作家三个阶段。“我”是坐在一个痰盂上坐火车进入上海的。但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我”和“我”的家很久以来都像是上海的外来户，于是“我”从小就“热衷于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生怕落伍”，并形成了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自卑和骄傲混杂在一起，使我的思想左右摇摆，前后不一。但无论是自卑还是骄傲，都是我心感孤独的原因”。这种孤独在“我”童年时代的两大表征，一是语言的隔膜，一是找不到伙伴的寂寞。“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无法解答那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疑团。“我”努力地结交同伴并随保姆进入别人的“家庭”；“我”跟邻居家到过“向往它向往得发疯、有些挪亚方舟的味道，还有点苟且偷欢的味道”的国际俱乐部；“我”和孩童们在楼梯口约会，并以“这些口舌官司，建立了我们最初时期的人际关系，也建立了我们独立的情感世界”；“我”积极地参加学校活动，也热衷于“开小组”；“我”陶醉于游行也神往于跟英语教师捣蛋……但每一次人生经历都把“我”投入了更深的人生困境，并常常有一种“两败俱伤”的感觉，因此“无法挽回是我幼年时的最伤心的情感，它常常使我陷入绝望的泥潭”，这样，孤独之感不但无法消解甚至还成了“我”的宿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生命进入了“故事最多的季节”。“寂寞只是在一个故事和另一故事的中间才会来临”，通过与一群高干子弟的相遇，“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命运的经验，“命运的感觉使我生出庄严的激情，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们的最大好处，它将我们卷入了命运的旋涡”。但最终“我”却发现被“我”视作那样神圣的命运关系，于别人仅仅是“社交的一种”。“我”不得不正视“成为路人”这一“我”与人交往的唯一下场，“我们这城市的街道上摩肩接踵却素不相识的行人，是我们永恒性的关系。我总是在寻找并企图建设一种命运性的关系，以使我在人群中位置牢固，处境明确，以免遗失自己，陷入渺茫”，然而，一次次的失望终于使“我”明白这城市充满一股隔绝的空气，“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成年之后，“我”总是期待着通信，并盼望爱情来拯救“我”的孤独，但“我”接触了相识了几个男人，最后留下的只是“几个片断印象，组织不成故事。我们最终只是夏夜的流星，各穿银河”，“我”和别人总是处于一种虚无缥缈的具有象征意味的路人关系中。“我”只能伤感地承认“爱情这种深刻的关系是世上难得”：“我们好像是专门为错过机会出生于世，我们永远也谈不上抓住机会，尽是错过。我们的人生乃是损失，损失了这样再接着损失那样。等我们吸取教训要去建设什么的时候，脚下已是一片废墟。”事实上，孤独已经成了“我”的一种存在方式，“我”最终选择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作为自己的生存角色，这也根本上受制约于那种感伤孤独的心态，作为一个作家“在时间上她没有过去，只有现在；空间上，她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孤独境界。

其次，小说作为一种背景展示了母亲及人群的孤独。在《纪实和虚构》中母亲是“我”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小说因素，她是“纪实”和“虚构”的结合体以及过渡桥梁。她不仅强化了孤独的人生主题，而且某种程度上她还是“我”孤独的原因。母亲总是坚持讲普通话，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母亲不让“我”和别人游戏，让“我”补习英语……这些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直是“我”孤独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就觉得我的孤独全是母亲一手缔造的。母亲在我某一个成长时期里，成为我假想的仇敌”，“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是她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但其实作为一个“同志”，母亲的内心也是很寂寞和孤独的，她的坚强和严厉其实只是内心的一种掩饰，她反对串门，除了同志外也没有别的朋友。这种主动的孤独姿态，其实正反映了母亲对于亲情和友情的渴望。老同学找上门来她的迷茫和激动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而且，“我”发现母亲原来就是一个孤儿，她是一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我甚至在那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孤儿的寂寞比做一个上海城市的局外人还要来得大，来得深，并且没有缓解的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正是母亲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态度，她喜欢并坚持要做一个孤儿，这是她离开孤儿院的原因之一。而对孤独处境的“纪实”与认同也构成了她保留至今的孤独习性。“母亲是个朝前看的人，从不为往昔嗟叹”，她有着一往无前的现实精神，“所有人将她抛弃，她也将所有人抛弃”，对于她来说抛弃上海一无困难，重返上海同样一无困难，在她孤独的一生她无牵无挂，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走到哪里算哪里并一次次地切断历史。这最终构成了母亲的人生孤独和生存心境，也影响了“我”及“我”们家庭的生命色彩。此外，作为陪衬和参照，《纪实和虚构》还透过张先生家和民族资本家家等几个家庭敞开了整个人群“类”的孤独。张先生觉得“他和这房子一样有一种被抛弃的心情”，他就仿佛站在一个内患重重的“孤堡”上，他绝望地在房子里跳来跳去的意象总有令人伤怀的凄凉意味。而文明戏女演员的女孩子、小五、资本家的姨太太等人物身上也无不笼罩着一种孤独的精神氛围。甚至，游行的狂热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成了拯救人群从一个个孤岛式的院子里走出来的药方，但“游行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集合，随聚随散，具有一种形式上的集合含义，却没有实际的内容。它可暂时地使人感受到集体性、社会性的气氛，却联合不起人的命运关系”。“它只是在感情上满足了我们人类群体性的本能需要，暂时将我们从各自的孤岛上挽救出来，集合一会儿，再放逐我们回家。”因此，孤独仍然是无法克服的。这样，孤独也就具有了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味，它是处在一个“贫乏时代”（“文化大革命”可为典型）的人类的非本真生存状态的写真，是人类无法确定自身存在的生存焦灼的反映，是人对于深渊处境的自觉与发现、体验与忍受。

可以说《纪实和虚构》以对于生存孤独感的体验敞开了现实生存中“自己”的本真性，小说人物的抽象化、无个性化和符码化恰好表示了作者对“我”自己之非本真生存的洞观与发现，并以直观感性的“去蔽方式”揭示了“自己”生存的空洞性。但孤独情态的展示与敞开，其宗旨并不在把人们置入“世界之夜”的黑暗深渊中，而是通过敞开和怀疑引导人们步入一种诗意的“澄明之境”，建立起人们的神性期待和向往，并从根本上反抗和弃绝孤独。这就需要从“纪实”向“虚构”的转化和升华，而其实在深层这仍然是两种人生态度和生存心态的转换，本质上都是人以精神超越存在、摆脱现实牢笼的特定方式。

二、虚构：神话的寻找和家园的重建

正因为“纪实”敞开了时代和世界的“贫乏”，敞开了人的偶然存在的孤寂，于是“虚构”的欲望由此诞生。如果说“纪实”消解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和家园的话，那么“虚构”则试图对被解构被消灭的一切予以重建。这也正体现了一种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本能冲动，是一种绝望的反抗，也是一种对于生命的具有浪漫色彩的乌托邦。

“虚构”在孤独“纪实”的背景上展开，它以现实的“纪实”作依凭，最终只是把现实中的线索经想象系统化、实体化了。某种意义上，它是对“纪实”中被压抑的各种人生欲望的释放和实现，它是对“残缺”的修补和完善，是从另一个角度重新“纪实”。因此，“虚构”总是联系着对人生残缺的一次次“发现”。

在“我”的生命中最大的残缺和遗憾莫过于祖先的迷失了，没有一个血脉相因的庞大家族历史以及没有一个祖先的神话传说，使“我”时常处于一种没有归属感的无依无靠的孤独痛苦中。母亲所讲的现代新型童话虽然极富教育意义，却始终不能弥补没有家庭传说的遗憾以及由此带给“我”的巨大苦恼。甚至在“我”们眼中家族神话还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和神性的宗教意味，“现代童话从现实出发的创作方式告诉人们，这世界是一个后天的充满选择性的世界，使人摒除崇高的观念。而家族传说超越了人们的认识，它将世界置于‘知’之上的渺茫境界之中，使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家族神话像黑夜里的火把，照亮了生命历久不疲的行程”。“我”是如此崇拜家族神话，以至把人生获救的希望都寄托在它上面，偏激地认为：“将无论哪个阶段的家族神话挽留了一点记忆，这样的家庭是了不起的家庭，它具有强大的向心力，也证明他们的家族神话灿烂辉煌。家族神话是一种壮丽的遗产，是一个家族的文化与精神的财富，记录了家族的起源。起源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使我们至少看见一端的光亮，而不至于陷入彻底的迷茫。”但人仍然无法抗拒家族神话最后堕落的命运，这种堕落和变异也是种反讽式的“纪实”，它隐喻般地昭示了一种存在和一种文化的腐蚀力量与扭曲力量，“家族”神话在此出现了一种荒诞的意味，好像滑稽戏一样。“祖先脱去了神圣的外衣……他们的骚扰总是以惩恶扬善为名，具有劝世的现实含义。他们失去了家族神话原来的崇高的精神领袖的作用，而总是介入具体的实事。这种家族神话的演化其实带有社会学的研究意义，它体现了价值观念和文化面貌的转变。”另一方面，现实中“人无定居”的频繁迁址和搬家，不仅使人生具有“流浪的性质”，从而处于永恒的孤独与漂泊之中，而且它也加快了家族神话堕落的步伐，正如小说中所指出的“迁址切断了人和鬼的家族联系，使人和鬼彼此成了陌生人。迁址造成了一大批流动的鬼，他们无家可归，在别人家的屋檐下拘束委屈地走动。我想，这正是家族神话最后消散的情景”。也正由于没有了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栖栖惶惶，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只是在那黑暗当中尚有一线光明，那便是母亲的姓氏，这也许是作者寻根溯源，去编写和“虚构”“我”们家族神话的唯一线索了。不幸的是，“在上海这城市，姓的家族背景已经彻底消散，姓只是个人的标记，我们丧失了它的原义，只记住了它的表面形式，一种代号的作用，表明了我们身后的那个亲情集团与我们的解散”，这事实上也正是“我”追根溯源的真正困难，它注定了“我”精神漫游的遥遥无期和追寻途程的一无止境。然而，唯有寻找，唯有孜孜不倦地寻找，唯有在寻找过程中义无反顾地“虚构”与重建，我们才有可能面对希望的彼岸，从生存的盲目中返回澄明之境，从非本真的生存返回本真的生存。也正由此才有可能将过去还原给过去，将未来召唤到现在，在另一种“真”维度上展开一种新的生存，并重建人与神的联系，恢复人的本真，引导人们走出世界之夜，共同归“家”。

前文已经说过，母亲是“纪实”和“虚构”的纽结，小说对母亲生存心态和孤独历史的敞开正是“纪实”和“虚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而《纪实和虚构》中“虚构”的起点也正建立在对母亲的“纪实”的基础上。一方面，母亲的“茹”姓是“我”和祖先相隔遥遥的唯一维系；另一方面，正是母亲点滴往事片断的回忆和人际关系的“纪实”为“我”提供了想象与“虚构”的依据。此外，资料的考证、典籍史册的查询、历史古迹的寻访也都是一种“纪实”，而正是这种“纪实”推进了“虚构”的进程，拓宽了“虚构”的线索渠道，从而建立了一种纵向的人生关系。而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家族神话，看到了一个家族从无到有、从盛到衰的生生不息的完整生命过程。如果说小说中“纪实”与“虚构”世界是两个互为因果的对等人生域境的话，那么“虚构”世界则无疑更具有系统性、体系性和完整性。这里有辽阔草原和沙漠风光，也有金戈铁马的战争；有忍辱负重的逃亡，也有血腥的残杀和背叛；有攻城略地的豪迈，也有亡国灭种的悲哀；有生命降生的愉悦，也有死亡来临的恐惧，甚至还有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美丽传说和动人景观……这些都构成了属于《纪实和虚构》的一个独立的小说世界，也可以说是“小说”中的“小说”。而在这部“虚构”的小说中，作者以浪漫的激情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具有生命强力的祖先英雄，展示了一种具有生命光彩和神性力量的人生状态，以此对应于“纪实”小说中疲软、孤独的生命景观。而且尽管在祖先奋斗不止的家族神话中，“孤独”仍是时常袭击英雄们的人生情绪，但这种孤独更具有了人生超越力量，并在根本上刺激和成就了祖先们的辉煌业绩，它其实正是对“纪实”状态中“我”的人生孤独的升华。“虚构”中的孤独唤起的已不是对个体存在的感伤和悲悼，而是对现实存在的拒绝以及超越生存的勇气。显然，“虚构”的神话集中表达了“我”的生存理想，而神话的寻找的过程也正是“我”的自我确证与实现的过程，是“我”的家园梦想的具体化和现实化，通过祖先们绵绵不绝的努力，“我”终于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存在之家”。如果说“纪实”代表一种现实主义的人生态度的话，那么，“虚构”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生态度，而“虚构”世界和神话家园的最终建立则是这两种人生态度不断转化、相互作用的产物。

“我”追寻家族神话的方式，一是实际的考证和类比推理，一是冥想。而作者“虚构”和编写家族历史的主要手段还是冥想。“我祖先艰苦卓绝惨淡经营的时候，我在熟睡……现在我醒着，祖先们沉睡了，我与他们永远阻隔，千山万水，万载千年。我想，我和祖先的相会是在无知无觉的骨血里。我的冥想就是我骨血的记忆，这是祖先们留给我的一个纪念。”“我的祖先们在我的冥想中复苏，就像我的生命在他的骨血中复苏，我们其实是唇齿相依，不可分离。”在确立了“我”的家族衍生神话后，“我”的具有主题先行意味的历史“虚构”就开始转向对“家”和故乡的寻找。“离开祖先们生存的地方是多么悲伤，离乡背井一去不还是多么伤怀，中原再好也不是我的家，血肉相连的故乡变成子孙们人生地疏的地方。他们定是一步三回头，肝肠寸断。我想我母亲流浪的历史其实是从这时开始的，我们再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故乡，这是我们家永远的绝望。”这时，“我”的思想就好像是一艘船，引渡“我”母亲的祖先，而“我”的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时期，豪迈的英雄气概已经沦落为一种悲凉之感，重建家园已是“我”祖先们的现实使命了。无家的焦灼窒息着祖先，也窒息着后代的“我”。在这里“纪实”和“虚构”又一次遥相呼应。这时候，在“我”祖先们中间，曾外祖母的形象凸现了出来，并对“我”们家族之“家”的建设起着决定作用。当“我”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茫然地走来走去，像吞食空气一样吞食着我的孤独，想着人多么像无根的浮萍时，曾外祖母对于“茹家楼”的精神执着就会浮上“我”的心头：“我感到我曾外祖母的精神与我的汇合起来了。我与她老人家跨越了两代人：我的甘愿做了孤魂野鬼的外公和我那以吃饭为准则的母亲，他们是两代快乐的流浪汉，他们一个只要寻欢作乐，另一个只要有饭吃，他们根本想不到回家。而我和我曾外祖母却不同，她老人家是离家不久的漂泊者，而我在整整两代漂泊之后，已经漂泊得累了。”尽管关于茹家的传说于今相隔有半个世纪，曾外祖母已化为泥土烟尘，而“我”终于在一个春雨连绵的日子时“于茫然无知”中还了乡，开始了对充满歧义的“茹家楼”的寻找。“我”们家族的历史和传说也在这次寻找中露出了一连串的破绽，这“使我的寻找进入了一个有趣的境界。好像我所寻找的其实并不存在，但人们为了安慰我，都认真地帮我找。这使我们的寻找还带有一股荒诞的意味，但这荒诞不象征虚无，而是象征了最善良与最善解的同情”，“我”虽然最后到了茹家楼，“接近了我的河流，可却是条断头河”。“当我母亲家族确凿无疑之后，我对这家族所有的严密推理却变成了一场空：迁移不存在了，状元也不复存在了。”到这里，“我”“虚构”的一切重新陷入了一种解构的危机中，追根溯源的结果“我”又不得不再面对伤心的失落，曾外祖父和外公不仅具有“篡改历史”的意味，还根本上颠覆了“我”魂牵梦绕的“家”，“我曾外祖父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我外公则是一个自由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是我们家历史的主流，它挥霍了现实主义的积累，注定我们家破产的命运”。曾外祖父的一把天火烧毁了“我”家的一切，而外公则以一个出走的形象结束了我们家族的全部故事，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个浪漫的行为。显然，对于神话和家园的“虚构”至此已无法回避地滑向对于灾难的“纪实”，升腾于“纪实”之上的反抗孤独的绝望“虚构”最终仍一无遏止地回返和重温那孤独的“纪实”心态，这只能说是一个生存的悖论。

三、纪实和虚构：小说与人生的二律背反

对于《纪实和虚构》的阅读过程在我的印象中也就是感受解构与重建的矛盾运动的过程。“纪实”以彻底敞开生存状态的方式消解了生存的意义，解散了现实的“生存之家”；“虚构”则以对祖先和神话的寻找试图创造“世界”、重建“家园”，但最终也因历史的歧义和祖先的逃遁而陷于虚妄。一切都在消亡，一切都无法挽留，这可以说是“纪实”和“虚构”传达的共同的生存伤痛。显然，作者对小说的写作过程也就是一个对存在的一切予以不断拆解的过程，她拆解了故事，拆解了人生，拆解了时间，拆解了空间，也拆解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纵横”关系。表面上看，“纪实”和“虚构”具有因果关系，“纪实”是“虚构”的背景，“虚构”是对“纪实”的解构。而其实“纪实”本身（史书查证、实地考证等）就是“虚构”的一种方式，因为世界本身就是具有虚构性的，以“语言”的方式来确证自身存在、记录世界的真实，只能在假想的意义上实现，“语言”毕竟是第二位的。另一方面，“虚构”也是一种“纪实”，是对于欲望的“纪实”，是对当时“我”作家角色的“纪实”。因此，事实上，“纪实”对于“虚构”也具有同样的解构作用，二者的联系是辩证的。

然而，不管《纪实和虚构》颠覆和瓦解了多少神话，多少往事，多少家园梦想，我们从中得到的仍然不是“虚无”。至少，作家“纪实”和“虚构”的共同媒体“语言”留下了，这种语言的物化产品小说也留下了。也许我们会说作家创造世界的幻想只是一个空洞的乌托邦梦想，但作家创造世界的愿望事实上已经在创作小说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小说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或者这也就是一个“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真正接近了这部小说的标题。“纪实”和“虚构”都是小说的方式，而这种以语词的方式实现的小说本身某种程度上背离了传统小说的轨道，成为一种特殊的具有综合性的艺术样式。在此，我们发现了人生与小说的一个深层悖论：世界是人的建构，又是人生存的前提，世界是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的。被建构的“世界在根本上是一种无形的意义关系而不能等同于任何实物，它不是对象而是一种运动过程，这个运动过程就是通过一种意义化将世界内的一切存在者牵连在一起，纳入一定的秩序，使之对人敞开其意义”。然而在《纪实和虚构》中对于世界的创造和建构，也即对于世界的意义化却是以现实乃至历史人生的无意义为前提和终结的，这就给“纪实”和“虚构”覆盖了一个惨淡的前途，并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精神超越解救人生沦落的幻想。最终，建构仍然演变为解构：消解意义状态还原到无意义状态，消解语言状态还原到无语状态，消解无蔽状态还原到隐蔽状态。

从叙述的角度看，《纪实和虚构》是一部“独语”式自白小说，它本质上产生于一种语言的愿望，产生于对无法沟通无法对话的孤儿状态的反动，它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化的心理活动的产物。文体形态上，它也没有传统意义上“……”式的小说对话，作者以一种彻底的自言自语式的回忆和想象，记述了人生的往事，“虚构”了家族神话，并对生存、对世界、对“纪实”和“虚构”本身进行了精神分析。在对存在置疑的终点，她赋予其作品以启示的氛围，一种“自发地摆脱了形式、平行的进步、单独的高涨的奥义书”特征，怀疑与信仰，无意义与意义，混乱与秩序……均衡与矛盾的二律背反，虚无主义与相信意义普遍存在的二律背反，以及反复地表达出来的心灵的深刻绝望、黯淡和分裂与对生命的形而上的神性的追寻之间的矛盾，就是这部小说的全部主题。在这个主题下面，小说与人生的关系，最终就归结到了“我”与世界的关系、“我”与“小说”的关系，以及“我”与“纪实”和“虚构”的关系，从而赋予了小说一种新的阐释。

正如作者所说：“创造这事……它不仅源于自身的经验，还源于想象力”，而“小说的别称就是虚构，它从一出发时就走上了虚拟的道路”，她认为写小说本质上就是“去建立沙上城堡，从无到有地去创造一个情感与经验上的世界”，而且它也是我们人生具备意义的最简便又有效的方式。这里，作者又从创作的角度对“纪实”作了否定，看来在“纪实和虚构”这个并列词组中，仍然有着不平衡的关系。“纪实”本身也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实现的，“虚构”是作家的一种“最基本的权利”。对于作家来说，《纪实和虚构》就是对“虚构”武器的最好运用，“我以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这两个虚构世界。我虚构我家族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这是一种生命性质的关系，是一个浩瀚的工程”；“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也是个伤脑筋的工程”；“我甚至以推理和考古的方式去进行虚构，悬念迭起，连自己都被吸引住了”。而最后我们发现作家其实是在“虚构”自己，穿行于小说中的童年往事和记忆碎片都源于对“意义”和“孤独”的“虚构”，“童年的往事因现在的我参与，才有了意义。童年的往事往往是一种哲理性的故事，也就是有意义的故事，它的情节发展是一种认识发展”，“我又是一个喜欢回顾的人，当我只有并不多的东西可供回顾时，我就开始了回顾的活动，这又像是一个早衰的人。所以，这种自我关系的故事将永远伴随我，我总是不断地和过去的我发生情感的、哲学的、教育的关系。这也是由我的孤独境地所造成的”。在此意义上“虚构”不仅对于小说有意义，对于“纪实”有意义，而且与“我”的人生也有了深刻的现实联系。同时，它也成了整部小说一个统一的结构因素，使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纪实”与“虚构”统一在一种抽象的精神氛围中。

由此，我们也可以说《纪实和虚构》不仅创造了“世界”，创造了“纵横”的人生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也创造了小说，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和小说可能性。它模糊了小说时空与现实时空的界限，拓展了小说的结构维度，根本上消解了许多传统小说因素。事实上，它展示的是一种人的认识过程和意识过程，它可以创造世界也可以评价世界，它只是一个小说的构思过程，“纪实”和“虚构”只是在构思意义上凸现的。小说的第9章就是对于这部小说的解释，同时也是对作者全部小说创作动机和意图的解释，甚至还带有某种理论色彩。这样的小说文本形态反映了人认识世界的思维真实，是一种逼真的“纪实”，是对“虚构”的反拨。显然，我们无法以一种阐释去规范《纪实和虚构》复杂的文本存在，对它的阐释和认识也应是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本章最多只能是这个跋涉过程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