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无疑经历着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转型。不绝于耳的文化喧闹和层出不穷的话语更迭使我们这个商业时代充塞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化闹剧。“文化”在商品化的普及和推广中迅速地膨胀着。MTV、卡拉OK乃至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等最具世俗性的方方面面顷刻间都被烙上了文化的印痕。一切都“文化”化了，我们已经无法在这个文化的狂欢节中寻找“文化”与“非文化”的区别。显然，文化在它的普及和世俗化过程中被“非文化”化了，文化在辉煌的同时却蚕食了它自己的本质，从而远离了它曾经令人炫目的精神属性。而我们时代的文学在其“文化”化的过程中也逐步远离了它的边缘状态而具有了“轰动”效应。寂寞的文学如今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热点，这种充满喜剧性的神话实在让人目瞪口呆。文学不再神圣也不再高贵，它切切实实地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极普通的文化消费品。我不知道文学这种轻而易举的民间化和普及化究竟是文学的成功还是文学的失落。也许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转型期的必然成果。然而，当我在这个时刻面对先锋（新潮）小说的命运，总有一种无法遏止的黯然神伤。先锋派的民间性还原和通俗化转型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我很长时间都不愿正视和承认。作为一个热心的先锋、新潮鼓噪者，我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带给我的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因此，我很长时间都把有关这一事实的话语压抑在意识最深层而不愿捡起。但不管怎么说转型期的先锋派能在自我还原的同时完成对于先锋性和通俗性这水火不相容的文学两极的融化与嫁接，似乎仍然是值得言说并能赢得敬意的。这也就决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新潮小说的转型和“蜕变”进行批判是相当艰难的。

一

虽然在理智上我们也许会因文化的消费性、经济性吞没了文化的精神性和神圣性而痛心疾首，但平心静气地想想，这种阵痛性的文化转型也确实为我们反思文化和文学的本质提供了一种新的尺度和参照。对于先锋派来说，不仅在作家意义上他们“先锋”的光圈被剥落了，而且在公民和人的层次上他们也被还原成了普通人。尽管这种还原在我们看来既有自觉和主动的一面，也有不自觉和被动的一面，但无可怀疑的是，在时代的试金石面前，先锋派已经逐步呈现出了他们的“本真”状态。在此之前，我们关于先锋派的期望和幻想在他们还原为自身之后也已经袒露出了一厢情愿的乌托邦本质。真实令人痛苦，但真实毕竟让人清醒，只有在这种真实面前，我们才可能真正走进中国作家的心灵世界。中国的作家和文人有着几千年的清高传统，重名轻实，重义轻利，“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他们在漫长历史长河中世代相袭、引以为荣的人生哲学。而在我们的印象中先锋派作家更是把这种清高哲学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形象是甘于寂寞、“荷戟独徘徊”的文学清教徒形象。独居文学的象牙塔内，他们不停地创作出为读者所冷落的文学精品，其不计利害得失、功过荣辱的悲壮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他们的文学眼光更是具有超越性，他们从来也不愿为当下读者写作，某种意义上说现世读者的茫然无措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的一部部“传世之作”所召唤的本质上并非当下读者而是诞生在未来世纪的“假想读者”。在先锋派这里被拒绝非但不是一种耻辱反而是一种荣耀，他们不但借此维护和巩固了神秘清高的人格形象，而且更证明了作为“阳春白雪”的先锋、新潮文学的超前性和前卫性。而广大的世俗读者虽然对先锋派的莫测高深望而却步，但对他们陌生的人生方式仍不失敬意，正如对待某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一样。这样，在世俗读者眼中先锋派人生和他们的作品被等同了，先锋小说所描述的对当下世俗性生存图景的拒绝也就顺理成章地被误读为先锋作家自身对世俗的拒绝。这样就促生了对先锋派人生和人格的文学化和艺术化的阐释，也促生了清高作为一种文学和人生境界的神圣化理解。

然而，当大规模的文化转型变成现实，当经济原则和金钱原则彻底击溃精神原则的时候，清高的传统就一触即溃了。中国的文人作为一个整体几乎是转眼之间就完成了对清高时代的告别和抛弃，纷纷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手段，重新创造自己的生活史：走进世俗，为争取更多的实利而奋斗。而在这个整体性的奔赴世俗的文人大军中，先锋派的世俗性还原尤其令人触目惊心。这些从清高中乍醒过来而落入世俗物欲的“昔日先锋”甚至比那些天生世俗的人更善于算计和钻营。他们花样百出的世俗本领证明了他们从前的自命清高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误会和骗局。我相信，清高对于先锋派来说从来就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伪装，一种自我安慰，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在受到压抑时聊以自卫、自慰的手段。清高从来也没有成为他们的禀性，融入他们的人格中并升华为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显然，中国文人的清高不但具有局限性、脆弱性、虚伪性，而且本身就饱含世俗的因子。一旦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比如我们眼下的文化转型），这种世俗很快就会抽茎发芽原形毕露。我们终于发现，先锋作家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种淡泊功名的清高之士。他们成名的焦虑实在远甚于这个商业社会中的任何一位凡夫俗子。他们之心甘情愿地居于文学主流之外从事远离世俗的纯粹文学实验的壮举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演。他们的故弄玄虚，他们的愤世嫉俗，他们的离经叛道等等，事实上都是在卧薪尝胆地寻找一个突围而出的缺口。他们是那样渴望进入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是那样渴望被注视被谈论，以致当他们有机会走出边缘状态时都显得迫不及待。进入90年代以后，少数评论家（精英读者）为先锋派的鼓噪终于被汇入了时代的洪流之中，先锋作家开始被当作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文学精英被言说，先锋小说作品开始走俏畅销书场并借助于影视传媒而声名远播。清高的先锋派们一下子就甩去了先前的清高外衣奔出书斋投入世俗的河流畅游起来。作为世俗的名人，他们乐此不疲地晃动在全国各地的电视镜头和报刊封面上。他们有过寂寞和失落的痛苦，如今是他们加倍收获和享受荣耀的时候了，而“先锋”和“新潮”也开始脱离其本身的文学意义而纯粹作为一种荣誉被先锋派享用着。正是在一次次的粉墨登场中先锋派走到了前台，走出了他们的清高和神秘，从而彻头彻尾地还原为一个个俗人，一个个以名人的面目出现的俗人。

另一方面，先锋派也绝非“喻于义”的君子。当他们还原为俗人之后其对金钱利益的追逐丝毫也不逊于普通民众。文学的经济效益在他们这里可以说被实现得淋漓尽致。他们一旦撕去从前文学实验的伪装，创作的生产性特征就一览无遗。现今的先锋作家比任何时代的作家都要高产，不仅一年可生产数部长篇小说，而且选集、文集、全集铺天盖地。几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文学大师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赫赫大名占据各地的报纸杂志，另一方面又收获大量的金钱。先锋作家们显然正以他们卓尔不群的适应能力，成为我们文化转型期最先富起来的文化阶层。而电脑的介入则加速了他们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这时的先锋派可以堂而皇之地下海、经商，也可以毫无顾忌地游乐消费。他们淹没于世俗的河流如此不着痕迹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在世俗的人群中与先锋派摩肩接踵。先锋走进了我们，融化在我们之中，却没有一丝余响。我们茫然回顾只发现四溅的水珠，先锋派却永远地消失了逝去了。这样的结局令我们感伤。也许，先锋派作为一种文学存在其最高的价值本就不是其实在性而是其理想性，我们是把先锋派作为一种精神宗教信奉着以对抗世俗的。我们盼望先锋的火炬能永远照耀我们的灵魂，这种企盼虽然不无一厢情愿的性质，却是绝对真诚的。然而，先锋派的本意却与我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他们燃烧自己而发出的些微精神火光不仅不是为了照亮和引渡他人的灵魂，甚至也无意于照亮自己的黑暗。那纯粹是一星照明的火花，一旦他们找到跨入世俗领地的台阶和路径，火光就自然熄灭了。这真是一个阴差阳错的误读，一个巨大的时代误会。当我们从这个误会中醒悟过来时，那种我们用理想和热情浇灌起来的先锋派的清高已经烟消云散了。与此同时，我们关于先锋文学的理想也就注定要遭受一次同样沉重的打击。因为真正的清高对于文人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种清高是根植于对物质文明本质的深刻了解和彻底藐视之上的，它将牢固地以人格的形式存在，绝不会一受到物质的诱惑就溃不成军。相反，这种清高将有助于作家个人精神高度独立、升华和扩张并最终冲破整个物质世界的围困。对于我们时代这些弃绝清高而沉入世俗河流的先锋作家，我们还能期待他们有何作为？

二

当我们时代的文化转型把先锋作家们打回原形之后，他们世俗化的人生景观也随即颠覆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先锋性和超越性。面对先锋文本的迅速通俗化，我们阅读策略的调整也注定无法避免。先锋派显然已经修改了他们早期对通俗小说深恶痛绝不屑一顾的态度，如今甚至表现为一种忘乎所以的喜爱，通俗乃至媚俗成了先锋小说文本的典型表征。作为一种现象，先锋小说的通俗化倾向首先体现在下面两个文化热点上。

其一，先锋小说的畅销情结。90年代以来，经过精心商业包装的先锋小说纷纷以新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街头书摊上。“跨世纪文丛”“先锋长篇小说丛书”等为传媒哄炒的先锋小说文本甚至成了大众阅读的抢手货。这种奇迹至少从客观上证明了先锋作品通俗性的一面。而洪峰、赵玫、苏童、叶兆言等先锋作家直言不讳地打出招牌制作“布老虎”之类的畅销书这一文化事实更从主观上提示了先锋作家对于通俗化血脉相因的亲近感。通俗化实在不是商业文化对先锋小说侵蚀与诱惑的结果，而是先锋作家一种非常主动的文化选择。

其二，先锋小说的影视情结。自从莫言、苏童、刘恒等先锋作家的小说经张艺谋之手搬上银幕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先锋作家对影视传媒的心向神往就变得不可遏止。而王朔的火爆则更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在他的大旗之下先锋作家一个个跃跃欲试。不仅杨争光等人循其足迹直接办起了影视制作公司，而且苏童、格非等先锋作家也在品尝名利双收的影视“禁果”之后一发不可收地投入了影视剧本的创作。时下被大众传媒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模特》这个通俗剧作，其十一位作者就几乎是清一色的先锋作家。更令人莫名惊诧的是，先锋作家为了“触电”，甚至心甘情愿地沦为张艺谋的“电影妃子”。一时间，张艺谋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权威的文化英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睥睨一切的先锋作家也不得不向他顶礼膜拜，以至于张艺谋要拍摄电影《武则天》的号令一下，竟有六位声名赫赫的新潮作家共同出手炮制出六部《武则天》。我真不知道，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文化奇迹还是一出文化闹剧。在我眼中，先锋小说的影视化也就是它的通俗化。导演的任务无疑就是抹去先锋文本的先锋性，从观众的趣味出发把先锋小说改成通俗性的画面和音乐。先锋作家能够毫不心疼地目睹电影对自己作品的任意篡改和肢解，这一方面证明了先锋作家对通俗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提示了先锋文学自身的软弱性。毫无疑问，当先锋小说以通俗画面和通俗音乐的形式呈现时，它事实上已沦落为一种文化快餐。我们只能感叹在现代商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春风吹拂下，通俗化的潮流是如此锐不可当，以致我们只能再一次无可奈何地面对它对时代和人类精神花朵的吞食。

显然，这两个热点所涉及的先锋小说的通俗化问题还仅限于现象和背景的描述，这种描述具有显而易见的时代性和阶段性。当我们从当前的视角出发对先锋小说的历史作一总的回顾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更为惨不忍睹的现实：通俗性其实正是先锋小说的一种潜在的本质属性，无论从阅读意义创作意义还是从文本意义上来审视都是如此。

首先，小说的模式化倾向正是通俗小说的最典型特征。恐怕谁也无法否认通俗小说的模式化创作方式，其在主题、结构、讲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相沿成习的“程式”。这种“程式”不仅被广大读者认同和接受，而且它本身就构成了通俗小说的一种特殊价值。而先锋小说虽然最初的文本形态相对于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并对中国读者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的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中。中国先锋小说的历史虽然不长，但在主题结构、语言方式、叙事原则等方面却均已形成了共同的“模式”与规范，天知道，这是一个神话还是一个悲剧！可以肯定的是，当先锋作家的革命以其模式化的创作为终结时，其所谓的革命已经毫无意义。我甚至相信，先锋小说能在时下走红也正与它这种“模式化”的重复呈现沟通了读者通俗化的阅读记忆有关。不仅先锋小说主题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通俗性话语，而且叙述方式上也是惊人一致地采用回忆、孤独、痛苦、痴想。读他们的小说总使人怀疑这些先锋作品全出自一人之手。有人曾指出，对于先锋小说可以读单个作品而不能读作品集，可以孤立地进入一个作家的小说而不能接触先锋小说群体，这其实就是针对先锋小说的模式化而言的。先锋小说可以说是最无法经受整体审视和比较阅读考验的文本，它们的文本词汇、叙述语气、时空处置似乎都比通俗小说先进和现代化，但在模式化方面不仅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而且毫无高明之处。

其次，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模仿化也是通俗小说惯用的创作手法。如果说80年代初国门初敞之际，先锋派的写作还呈现出很强的陌生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学的经典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之后，先锋小说模仿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创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已经被摒弃的传统小说的模仿。至此，先锋小说呈现在阅读意义中的先锋性顷刻就变成了一个深刻的讽刺。有人甚至苛刻地说只要五部外国小说就可以概括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新潮）文学史，这话虽然不无偏颇，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先锋小说的本质。我们知道，模仿是一种制作行为而不是一种创造行为，通俗小说对通俗文本和读者趣味的模仿除了能带给读者短暂的消闲快慰之外，并不能提供任何人生体验和灵魂震撼。在这方面，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不仅如出一辙，而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对作家人生体验的放逐可以说正是先锋小说走向末路的根本原因。具体地说，先锋小说的模仿方式有两种：一是翻译，二是改写。前者主要针对先锋小说的叙述方式而言，在先锋文本里我们可以发现两个西方文学的图腾，这就是马尔克斯和法国新小说。由衷的崇拜和热爱使得先锋作家甚至在遣词造句等最微小的小说层面都师法和模仿着他们的大师，这样就使得“马尔克斯句式”席卷整个先锋文坛，而谈玄说怪的拉美式魔幻、机械分类按图索骥的略萨式结构、情绪宣泄毫无节制的福克纳式意识流、末流相声般的海勒式黑色幽默以及吞吞吐吐不得要领的博尔赫斯式语言游戏更是搅得文坛风起云涌。这些作品仿佛都经由同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翻译而出，每一部作品都被其模仿“母本”的光辉照耀着。我们确实应该佩服中国先锋作家有如此出神入化的语言模仿能力，这也应该是他们才华横溢的一个证明。而后者主要是针对先锋作家对于中国古典典籍的态度而言的，中国先锋小说总是逃避当下生存而遁入“历史”的雾障中，这一现象曾经颇令人费解。我曾经把这种“历史”痴迷解释为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如今联系先锋派的创作方法考察，我发现这种理解实在是太幼稚和理想化了。其实，“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先锋作家躲在“历史”的外衣里面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经过西方叙述和语言方式的“改写”，中国传统经典文本如“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红楼梦》、《金瓶梅》等纷纷改头换面活跃在先锋小说的舞台上。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先锋作家的“高产”了，“翻译”和“改写”实在不需要什么生活积累和人生体验，只要大量的阅读、适当的想象力和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闭门造车实在可以做到轻松自如。这也就是说，“玩”文学不仅完全可能，而且非常有效率。想当初我们听到苏童桌上堆满了宋元话本之类的古籍时，内心是多么高兴于先锋作家古典文化修养的深厚；而当先锋作家的创作谈里总是开出一长溜西方文学大师的名单时，我们心中又是多么自豪于先锋派的学贯中西。然而，在我们彻底消化了阅读层面上的创新快感之后，先锋派还留给我们什么呢？先锋作家对故事的承诺也曾令我们欣喜若狂，但当这些故事总是以近似的面孔从东西方的经典之中浮现时，那种受骗感又是何等刻骨铭心呢？重复、模仿、重复，这样的循环总令人不寒而栗。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点也不轻视模仿，我觉得模仿也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必经阶段和一种特定方式，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不是至今仍有一个无法抹杀的模仿说吗？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先锋作家似乎太热衷于模仿了，他们早就应该跨过模仿的门槛了，这些名声上已是大师和准大师的先锋，如果在创作上仍停留在学童阶段像永远不能长大的孩子，难道不令人大失所望？

再次，先锋小说喜浓厌淡的审美趣味也与通俗小说不谋而合。众所周知，通俗小说是以强烈的传奇性、故事性、动作性等感官刺激手段来娱悦读者的，往往在瞬间的阅读快感消失之后，读者就很难再体味什么深度意义，更不用说去期待什么人文关怀和精神向度了。而作为阳春白雪登上中国文学舞台的先锋小说，其审美追求本应是与通俗小说背道而驰的，但不幸的是在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上先锋小说和通俗小说竟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这就是弃清淡而追求浓艳的审美趣味。看来先锋小说如此迅速地滑入通俗小说的泥淖中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的。不仅在故事性和情节性上先锋小说与通俗小说直接接轨，使远离当下生存的传奇在先锋小说世界里异彩纷呈，而且在主题层面上，先锋文本也对色情、暴力、秘史等通俗小说的经典词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渲染。先锋小说几乎没有不描写“性”的，如果剥去先锋小说性描写过程中故弄玄虚的语言外套，我们会发现他们笔下的“性”比任何一部通俗小说都更变态、更没有节制、更赤裸地渲染了“色情”。而暴力更是先锋作家共同的心理嗜好，一个时期以来中国先锋文坛可谓黑云压城，不仅土匪横行、豺狼当道，血雨腥风、天灾人祸的场景层出不穷，而且复仇、凶杀甚至食肉寝皮的罪恶画面也铺天盖地，读者仿佛置身于香港暴力“三级”片的血淋淋的世界，恐怖、紧张、窒息，感官上的刺激可谓惊心动魄。至于神秘，则几乎融化在先锋小说从主题至结构的各个层面，宿命、预兆、感应、鬼魂、报应等等神秘的语汇镶嵌在先锋文本的各个部件上，成为先锋文本正常运转的润滑剂。一方面，它们为先锋小说破绽百出的故事编织了种种借口；另一方面，它们也是先锋文本迎合读者猎奇心理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手段。而一旦先锋作家通过艺术方式上不顾一切的夸张和铺陈去经营色情、暴力、神秘等闪闪发光的趣味符码，它们就会以浓得化不开的色彩和声响在先锋文本中对通俗读者发出亲切的召唤。我现在丝毫也不奇怪先锋小说能在短时间内征服如此众多的通俗大众了，其在本质上与通俗小说的相通无疑使它获得了毫不逊色于通俗小说的文本快感。作为通俗小说家庭中的一员新兵，先锋小说没有理由再度被通俗读者拒绝。

三

应该说明的是，本章列举和描述新潮作家世俗化和先锋文本通俗化的种种表征，目的不在于对文化转型期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口诛笔伐，尽管作为一个先锋信奉者，我内心的失望可想而知。我真正的意图只在于通过对一个文化现实的陈述，让我们从文学的乌托邦幻想中走出来，正视文化转型期文学的实际境况。文学已经失去了过去曾经拥有的荣耀和辉煌，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文化产品，一种消费品，一种商品。这样的结论虽然残酷，却是真实的。文学在商业文化的氛围中蜕变了，蜕变后的文学已经是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牺牲品。我们应该平静地面对现实，浮躁于事无补。我们该庆幸，时代造就了先锋派的转型和还原，它撩去了先锋派的神秘的面纱，给了我们真正面对先锋派的机会。感情的痛苦往往会带来理性的收获，也许在这个时刻，我们正视先锋派的还原并寻绎其“意义”已经可能。

一方面，先锋派的还原和通俗化转型是先锋小说走出生存困境的一个标志。至少先锋作家生存的焦虑感可以消除，而功成名就的喜悦也会给这批有才华的作家更大的文学信心。很难说在通俗化河流上漂泊一段时间之后先锋派不会重新登上实验之船，也很难说通俗化本身就不是先锋实验的一种形式和一个阶段。因为先锋本应最崇尚创造性，它本质上弃绝任何清规戒律，它充满魅力也充满各种可能性。也许通俗化写作也正是先锋派的一种可能性，一次阵痛。单就目前而言，先锋作家仍可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推出“产品”，这就足以令人欣慰，它起码证明了先锋作家没有被埋没，没有消失，没有沉沦。存在着就是希望。

另一方面，先锋派的转型也提升了通俗文学。文学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是通俗的，离开了大众接受的文学是不能想象也是不会存在的。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无法回避现实效应，回避当前读者的阅读期待。很难设想，不具当前时效的作品，能取得未来的时效。那种企望同现时相隔离的所谓将来时的“不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小说在通俗性上幡然醒悟仍不失进步意义。更重要的是，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并轨，无疑为通俗文学肌体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即使同是模式化，先锋小说先进的叙述模式也会给通俗小说带来冲击和某种意义上的革命。而在语言、结构等小说技术的其他层面，先锋文学也会给通俗小说确立新的艺术参照。我觉得这种自我牺牲式的对通俗文学的改良和接管也不失为一种值得尊敬的“和平演变”策略。我们有理由期待通俗文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革命。

唯其如此，我才视先锋派的世俗化还原和通俗化转型为平民文学时代到来之际一起具有进步性的文学事件。而本章对于新潮小说的批判最终也演化成了对于它的无穷期待，这是本人的悖论，也是一个时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