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意志论伦理学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伦理思潮的先河，也是整个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的理论开端。它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古典理性人本主义伦理学向现代非理性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重大转折。

“唯意志论”（voluntarism）一词，最初源于拉丁文中的“vo-luntas”，原意是指人的意志（will）。现代德国的唯意志论是现代西方最早的哲学流派之一。它的基本哲学观点是以人的意志为核心，来解释自然、社会和人的行为、关系等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人生现象，从而取代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以理性观念来解释一切的传统方法。唯意志论伦理学是建立在这种哲学基础之上的道德理论。叔本华是这一伦理学派的开创者。其后继者有德国的菲利普·门兰德尔（Phillipp Mainlander, 1814—1875）、朱利斯·布朗恩司达特（Julius Branenstadt, 1813—1879），后者是《叔本华全集》的编纂者；还有朱利斯·班逊（Julius Bahnsen, 1830—1881）、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 1842—1906），以及法国的生命哲学家居友（Jean-Marie Guyau, 1854—1888）等人。但最为著名的是稍后的尼采。从伦理学方面来看，最为典型的当推叔本华和尼采两人，居友的伦理学将在下面生命伦理学一章再谈。

德国唯意志论伦理学的产生，并不是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种偶然现象，它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理论根源。19世纪中叶（1848—1849）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最终以妥协而归于失败，德国资产阶级最后屈服于普鲁士封建王朝和容克地主的镇压，天生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完全就范于失败的境遇，顿感自己前途渺茫。因此，他们逃避现实、悲观失望，原有的一丝理性主义精神也丧失殆尽。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一时成为德国市民阶层，尤其是德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尚。这种社会政治氛围使得叔本华曾经遭受冷落的唯意志论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幸逢甘露，死灰复燃，一时间在德国蔓延开来。据说在此之前，虽然叔本华的哲学大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早在1819年已经发表，但一直受到冷遇，而这之后，却突然变得珍贵起来。1858年叔本华70寿辰时，许多原来对叔本华其人其书茫然无知的著名人物，也倏然大彻大悟，把这位曾默默无闻的人物一下子抬高到“伟大哲学家”的尊位。可见，德国唯意志论伦理学的产生与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情绪是直接相关的。正如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林所指出的：“叔本华的悲观主义证据如此可怜，资产阶级在尚有一丝勇气的时候，从来就对它讥笑不已。但当资产阶级在50年代中挨了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一顿痛揍而感到头痛的时候，这种悲观主义对它就非常合适了。因为，这时候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一点政治意志，它宁愿任凭头脑清醒和丧失全部意志后常有的‘精神宁静’这类诱人的景象愚弄自己。”〔1〕　

与此不同，当19世纪末叶德国资产阶级终于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悲歌已难以表达他们的心声，取而代之的是得志后的雄心勃勃，在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进发的竞争中表现出年轻德国资产阶级后来者居上的气势，使整个德国开始酝酿着一股空前的民族心理意识的强化态势。正是适应这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需要和民族心理的变化，使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应运而生，叔本华生命意志的悲歌变成了一首强力意志的壮行诗。

从理论上看，德国唯意志论哲学和伦理学的产生直接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逻辑相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是否定性的）。康德的哲学和伦理学虽然以理性主义为基调，但它夹杂着浓厚的调和倾向，因而也带有经验论与唯理论、感性与理性、自由与宗教等一系列的理论矛盾。这种矛盾状态为后来德国哲学伦理学的发展留下了产生偏差和分歧的基因。康德之后，德国哲学和伦理学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引向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保守的泛理性主义和伦理总体主义；另一方面则引向了以叔本华为代表的激进的非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前者把康德的哲学预制引入了极端化的道路，以至于遭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批判；后者直接走向了康德哲学和伦理学的反动，在一种彻底否定的基础上导向了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这便是唯意志主义的兴起。了解这一理论根源，将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伦理学在哲学上以整个理性主义传统为敌，而在伦理学上却把矛头直接指向康德这一奇特的理论现象。

〔1〕　［德］梅林著：《文艺批评论文集》第2卷，俄文版，500页，1934。转引自［苏］斯·费·奥杜也夫著：《尼采学说的反动本质》，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