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1　精神分析运动概观

“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源于19世纪末，脱胎于当时的神经病理学、生理学、病源学（aetiology）等学科理论与临床经验。它的产生与其创始人弗洛伊德是分不开的，因之人们常常在一种不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把“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主义”（Freudism）相提并论。

在心理学的发展史上，弗洛伊德像冯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一样有着划时代的贡献。冯特因最先将经验科学的方法引入心理学研究，使之挣脱了形而上思辨的脐带，成为现代实验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则首先通过神经病理学、生理学和病源学等专业学科的狭道闯入了人类个体心理的内在世界，使心理学进一步超出一般心理学的原理和实验而直接切入个体心理深层。无怪乎有人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爱因斯坦视为现代犹太民族的三位伟人，甚至把他同牛顿、达尔文、马克思相提并论，视之为影响和塑造人类世界观的历史性人物。〔355〕

弗洛伊德探索性地提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理论原理，并为这派学说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因此，国外学术界一般把他作为该派经典时期的代表，而将他以后的精神分析学说称之为“新弗洛伊德主义”或“新弗洛伊德学派”。但对这种“经典”与“新派”之分的界定也有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时期还应包括弗洛伊德最早的追随者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2）和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等人。另一种观点则鉴于阿德勒和荣格先后于1911年和1915年脱离弗洛伊德所创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并另立门户这一事实而将他们归入新派之列。且弗洛伊德本人也曾把精神分析学的历史划分为他“孤军奋战”（1895年或1896年至1906年或1907年）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们做出贡献两个时期。〔356〕对此，我主张将精神分析学的历史运动分为经典、新派和当代三个时期，其中新派时期又可分为若干阶段。

严格说来，经典时期应以弗洛伊德本人为代表，但其间也包括阿德勒和荣格早期以及兰克（Otto Rank）、琼斯（E. Jones）等人的一些理论贡献。应当明确的是：（1）必须确认弗洛伊德本人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的地位。（2）阿德勒和荣格在该派的发展史上所充当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早期的研究基本与弗洛伊德的学说一致，而且在某些方面丰富了后者的理论。如阿德勒的《生理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研究》（A Study of Organic Inferiority and Ist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1907）一书就曾被弗洛伊德称之为对“自我心理学”的一大贡献。同时，他们为弗洛伊德的学说传播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诚如美国著名精神分析学者霍尔所指出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岁月里，他们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追随者，并且帮助把心理分析学变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潮流。”〔357〕因此，在叛离弗洛伊德以前，他们的角色是“追随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学说是经典时期精神分析学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他们后来的观点又与弗洛伊德的正统观点相忤逆，乃至相互颉颃。众所周知，1910年在纽伦堡成立的“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是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国际性学术流派出现的组织标志。〔358〕在此期间，荣格和阿德勒都担任了重要工作。由于他们对弗洛伊德泛性论思想的异议和其他因素，阿德勒于1911年宣布退出该协会，另立“自由心理分析研究学会”（Society For Free Psychological Research），自树“个体心理学”（Individual Psychology）旗帜。后又在他定居美国的第二年（1935年）创办了《国际个体心理学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而荣格则在1915年脱离国际心理学协会，另立“分析心理学”（Analytical Psychology）门户。所以，他们俩后来所充当的角色是“叛逆者”的角色，所提出的观点又超出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基础框架，构成了现代精神分析学的新型分支。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又可以将他们归于新派之列。

但是，他们的标新立异仍是有限的。他们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主张，但并不是否定其精神分析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和全部理论原理。阿德勒对个体的心理分析和荣格对“情结理论”、“集体无意识”、“人格类型学”的分析等并未超出弗洛伊德对个人心理本能、情结、无意识和人格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这与稍后的哈特曼（H. Hartman）、霍妮（K. Horney, 1885—1952）、马尔库塞（H. Marcuse）、弗罗姆（E. Fromm）、沙利文（H. S. Sulivan, 1892—1949）等人不同，稍后这些思想家们把精神分析延伸到道德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文明）乃至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分析等广阔领域，更不及当代的精神分析学者以精神分析为方法深入语言批判（拉康，J. Lacan）、信息工程（彼德福隆，Peterfreund）等新学科领域，取得崭新的理论成就。因之，我认为，与其纠缠于阿德勒和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学术界限争论，不如把他们视为精神分析由经典时期转向新派时期的过渡性人物更为切实。〔359〕

由此，我们可以较为严格地把新精神分析学派限定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这期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弗洛伊德本人的逝世，精神分析学的重心已开始由欧洲大陆移到美国，并逐渐与文化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结合起来，形成了新弗洛伊德主义思潮。其中较突出的有沙利文的“人际关系”说、霍妮的“基本焦虑”说、卡丁纳（Kardiner, 1891—　）的“文化心理学”、弗罗姆的人道主义心理学，以及艾里克森（Erikson, 1902—　）的“自我心理学”，等等。这些新型心理学说不仅仅是从精神分析学内部来修改弗洛伊德的某些观点（如阿德勒和荣格那样），而且也从外围和多学科交叉或边缘学科（inter-disciplines）的方面来修正和扩展“经典”。可以说，新派时期是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全盛时期。

20世纪60年代开始，精神分析进入了当代发展的新时代。一方面它日益明显地趋向自我心理研究，并作为心理医疗的新技术而不断被应用于日常生活。这种实际操作程序的深化使其更加大众化。另一方面它也被引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所谓“精神分析学的马克思主义”。如弗罗姆、马尔库塞、拉康等。它的思想核心是把马克思的社会宏观分析与弗洛伊德的人的微观分析结合起来（参阅12.3）。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在对弗洛伊德的学说展开“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或“深度心理学”（deep-psychology）批判的同时，还尝试着从哲学、人学、伦理学的层次重构心理学分析理论，甚至把它与现代信息论等前沿科学成果结合起来。如查诺夫斯基（G. Chrznowski）的《从人际理论看精神分析》（1977）、彼特福隆的《信息系统与精神分析学》（1971）等等。这些最新成果代表了精神分析学发展的前沿状态，也是它从新派时期超向“后精神分析”（the post-psycho-analysis）时期的标志。迄今为止，精神分析学在欧美及世界各地仍方兴未艾。

12.1.2　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贡献

大致地说，精神分析是一个现代心理学流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理论及其影响或贡献仅限于心理学范畴。相反，由于它研究对象的人学性质，由于它对人类个体的道德心理、情感、行为乃至人性、人格和人的品质与价值等问题的独特探索，使其理论波及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更兼大批精神分析学家对人的道德现象的深入探讨（其中以弗洛伊德本人、阿德勒、荣格、弗罗姆等人尤为突出），遂使它兼备心理学、伦理学、美学和哲学等多重品格，成为这些学科所不能忽视的一派。

就伦理学而言，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贡献表现为以下十个方面：（1）关于人性之自然生理—心理基础的见解；（2）关于个人的人格结构及其生成机制；（3）关于主体道德行为的内在动机；（4）关于人际关系的道德内涵及其形成的心理机制；（5）关于家庭伦理的自然基础和文化基础；（6）关于人类道德的原始起源；（7）关于人的道德与社会文明（文化）的相互作用；（8）关于道德生活与人的心理生长的对向关系；（9）关于个体生成与集体形成之历史中的道德发生与发展；（10）关于现代社会文明条件下的道德或价值生成现象的心理学解剖。在这十个方面，精神分析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经验材料证明极大地扩展了人们观察和思考人类道德现象的视域，但同时又由于其思维方式的偏向造成一些新伦理学问题。这种双重性质的理论效应是精神分析在现代科学综合发展格局下向伦理学提出的外部挑战，其基本意义在于：它的成就对现代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一种必然而又富于刺激性的外部压力。

在精神分析的理论框架中，人性这一古老的问题被纳入到个体的生理—心理结构的分析之中。这种解释突破了传统人性论关于人的自然本性的平面解释。它对个体人格结构的心理学分析弥补了传统伦理学中人格理论的欠缺，对于个体道德的深入研究也极富启发。关于行为动机，乃是伦理学中亘古常论的问题。但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从现代诸多人本主义伦理学派到元伦理学，显然都不及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来得具体、深刻和富有可观察可证实性。弗洛伊德对梦、无意识和神经症的个例分析，弗罗姆的品格学等等，均是这方面的杰作。沙利文的“人际关系”说和弗罗姆的爱的理论，对人际间道德关系形成的心理机制提出了内在关系说的新见解，丰富了伦理学关于道德或价值关系的解释。弗洛伊德关于父女或母子自然关系的心理探测以及弗罗姆对家庭人伦关系之于儿童心理、人格和道德观念的成长之影响的探讨，虽有牵强臆测的成分，但亦不乏对家庭伦理问题的新见（如血缘人伦的道德表现、家庭道德教育等等）。弗洛伊德后期对原始宗教禁忌和图腾崇拜的研究，以及许多精神分析学者对儿童道德心理的发生学探讨（如皮亚杰），尽管还不是对人类道德起源问题的专门研究，却为这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丰富珍贵的经验材料。至于人类道德与社会文明的关系、人类道德生活与其心理发展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和现代文明条件下的人的道德问题等等，更是从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弗罗姆等绝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执著思索的主题。弗洛伊德关于文明对人的心理之压抑状况的分析，弗罗姆关于健全社会与健全人格的分析和构想等等，都是这一主题的展开，从而显示了该派富于社会批判和现实批判的伦理力量与理想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