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现代西方社会的许多病态表现，为宗教伦理的现代“再生”制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和契机。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总伴随着精神文明特别是道德的相对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的二律背反主要地表现为文明与道德的背离。一方面是科技、财富、商品的繁荣；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人性、精神和道德的贫困与退化。“福利社会”、“商品社会”、伴随的是“人格商品化、市场化”（弗罗姆语）；消费社会的形成使道德也成为了一种“消费道德”、“市场道德”和“买卖道德”；人际关系疏远了，自然亲近为冷漠隔离所代替，淳朴真诚的爱常常沦落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失业、贩毒吸毒、不安全感、淫乱和性疾、心理病症、自杀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病，使西方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在近代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已难以应付这一挑战，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纷纷发出“道德失败”、“道德危机”的呼吁。这一状况无疑给宗教伦理学以东山再起的良机，也正是适应了世俗伦理学无力解决现代西方道德疑难问题的社会急需，现代宗教伦理学才纷纷应运而生。西方民众也正是在对世俗道德说教的无能深感失望的同时，喊出了“回到宗教！”“回到教堂！”的口号。人们看到，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等伦理学派也曾不无作为，甚至还吸引过大批西方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热情和信仰。然而，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地征服过西方广大民众的普遍热情，人们对它们投入的热情也终归有限，最终大多折回到宗教伦理的信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教堂的钟声和诗诵总比其他世俗伦理说教更为动听、更能引起回应和共鸣、更能感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然则，现代宗教伦理学的复兴并不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外在条件影响的消极结果，它同时也是宗教及其伦理自身现代化改革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对宗教的呼唤和现代宗教对这一呼唤的能动反应。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特殊产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宗教就必须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从终极意义上说，宗教永远具有“人为的”“为人的”本性。现代宗教伦理学的能动适应主要表现为它自身内部的“现代化”过程。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世俗化的改革过程，使宗教伦理学直接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之中，以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应该指出，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开始，西方宗教便已开始其世俗化改革，宗教神学在其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威受到冲击后，一些明智的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便意识到了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将要发生改变，因而主张以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来改造传统的教条化、程式化的神学伦理。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动乱和不安加深，宗教内部的世俗化进程加快。首先是加快宗教的世俗化研究和教育程序的革新，兴办各种神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如意大利罗马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等）。其次是强化对世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的关注，在批判社会文明的现实病态现象的同时，加强宗教伦理的宣传和参与，以弥补西方精神文化的缺陷。再次是改革教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走进教堂，亲近宗教。

第二，现代宗教改革的重要方面是调和宗教神学与西方近代文化价值观念的矛盾，亦即调和神道与人道之间的矛盾，使其人道化或人格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几百年间，神道与人道、神性与人性曾经是相互抗衡的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人道主义的胜利，迫使宗教神学伦理逐渐认同并接受其价值主张。但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以把宗教人道化、把人道主义神圣化、宗教化为基本特征的逐步融合过程。在现代宗教伦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统的“爱”、“公正”、“仁慈”、“信仰”等宗教伦理概念的解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教条式注解，而是充满现代文化精神和生活气息的解释。有些激进的神学家甚至把对宗教教义的解释也人性化。他们把上帝解释为人格化的存在，或拟人化为一种最高的价值本体，把耶稣解释为人性化理想化的人，而不再是神，如此等等，使现代宗教伦理表现出浓厚的人性色彩和人间生活气息，极大地强化了它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三，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强化宗教伦理学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干预或参与能力。科学曾经是宗教的死敌和掘墓者。与科学对抗所招致的灭顶之灾逐渐使宗教认肯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科学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也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础。坚持与科学抗衡只能导致宗教自身的灭亡。因此，自19世纪以来，西方宗教不断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立场，从反理性反科学到容忍和接受科学，直至赞美理性和科学。一方面，它努力宣扬和论证宗教与科学的相容性，使宗教现代化科学化，以消除人们对宗教之反理性反科学的消极印象。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甚至还号召神职人员“钻研”科学，组织神学家与科学家一起研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互容关系及其可能性，乃至于在1980年，教皇还亲自为三百多年前受到教会迫害的伟大科学家伽利略平反昭雪。〔3〕另一方面，它又抓住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和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来论证科学自身的局限，从而为宗教信仰找到存在的一席之地。这是现代宗教伦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现代宗教伦理针对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道德危机，不断强化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并以其特有的宗教理想主义精神，来解释和批判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以新的宗教伦理来根治西方道德病的主张。因此，各种教会组织不断兴办宗教学校、慈善组织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教育组织，兴办各种文化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参与世俗问题的研讨，以建立新的信仰道德和理想社会。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和现代宗教伦理观念相互结合，对现代西方文化和道德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五，现代西方宗教还积极参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用宗教的方式解析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各种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特别是一些宗教思想家结合现代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道德观念，提出了各种新政治、新社会、新道德的原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和美国便出现过“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著名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强了宗教伦理学对世俗社会的渗透范围与深度。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宗教伦理学的现代化改革集中表现出世俗化、人道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等基本特征，这种改革是它得以复兴的基本内因，也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特点。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集中探讨一下自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的几个主要宗教伦理学流派，它们是：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正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