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宗教伦理学

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发展时期，宗教伦理学是与元伦理学和人本主义伦理学平行发展的第三条主脉。这三股思潮相互平行，也时有交汇，共同构成了20世纪前60年西方伦理学发展的主体。

宗教原本是人类道德的原始渊源之一。西方伦理一直有着深远的宗教文化传统。按中外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看法，西方伦理学有两个原始的文化母体：一个是古希腊世俗文化，一个是希伯莱宗教文化。历史上，虽然希伯莱宗教文化直到公元4世纪古罗马帝国时代才开始逐步升上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但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它便开始渗透于西方文化的发展之中。而自公元5世纪至15世纪前后的一千余年里，基督教文化一直作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道德和艺术的主脉而存在着，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西方伦理甚至主要只是作为宗教文化的一种附庸而存在着。迨至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西方伦理学才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最终胜利和整个西方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而脱出宗教的栅栏，从神学的殿堂走向世俗的生活世界，并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外衣下，逐步孕育形成了近代道德文化形态，再现了世俗精神生活的本质。

近代文明的浪潮，几乎淹没了宗教伦理自身。以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伦理学占据了历史大舞台，并以其先进的理论和革命性的观念成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道德旗帜和近代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然而，西方宗教伦理从来也没有在历史的舞台上真正销声匿迹。她不仅作为西方资本主义诞生初期的伦理助产婆而为这一新生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内在价值精神的刺激〔1〕，而且，她暂时的隐栖并没有让她放弃自身的文化角色。问题只在于，在近代文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取代中世纪封建社会之后，她失去了原有的特殊社会条件，因而必须重新寻求自身立足生长的土壤。这即是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宗教伦理和整个宗教系统都必须实行自身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社会气候，这是人类文化发展之历史规律所产生的必然性要求。事实上，自马丁·路德、加尔文开始，西方宗教就已经意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历史命运，并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仅仅几个世纪后，宗教伦理学便重新跃上了历史的前台，开始再一次扮演西方伦理文化的重要角色。

这种历史的回复说明了什么？其内在原因何在？答案是复杂的。但最基本的答案是：现代西方文明的重新呼唤和宗教伦理以自身的更新对这一时代呼唤所做出的能动反应。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以摧毁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为历史前提的。这种社会形态的变更必然伴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更，作为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政治和文化精神支柱的宗教神学伦理当然也在淘滤之列。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宗教伦理学和整个神学文化一起受到了猛烈的冲刷，几近崩溃。但是，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观念往往表现出巨大的柔韧性和惰性。恩格斯就曾经把道德视为最具惰性的文化因素之一。这种柔韧性和惰性使得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观念传统仍在西方近代文明的氛围中顽强地生存着、传递着。这一方面表现出宗教伦理固有的精神特性和功能之于人们生活深远而巨大的渗透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没有真正根绝宗教和宗教伦理继续生存的社会文化条件和心理基础。而且，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时代向垄断时代的递演，这些条件和基础不仅没有削弱，反而不断加强。这就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留给宗教伦理得以“再生”的余地，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发展产生的社会矛盾，使宗教伦理获得重新发展的外部条件。时迄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胜利，它原有的作为历史进步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垄断、政治上的保守和文化道德上的消极颓废。旧的社会矛盾解决后，新的矛盾产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对立和经济利益冲突；由这种基本阶级矛盾所激发的各种民族矛盾；以及与之相伴的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矛盾，特别是欧洲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给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震撼。而19世纪末不断爆发的民族战争，尤其是20世纪前半叶相继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社会矛盾系列的总爆发，给西方文明世界以巨大的震动，给人们的生活和心理带来了灾难性创伤。这一切无疑暴露了西方文明的非文明本质。战争、失业、动乱、不安等等铸成了西方文明严重的社会心理病，广大民众忧心忡忡，精神紧张、情绪失衡。这不仅使西方社会的现代发展本身举步艰难、沉浮不定，而且它所内含的社会政治需求、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需要，以及人们自身心理深层的需要，都远远超出了西方世俗文化和道德观念所能满足的程度。因此，社会再一次转向了宗教，把它视作是一剂根治“西方社会病”的古老良方，而处于重重负荷和痛苦焦虑之中的广大民众则情不自禁地把宗教当成了消除精神病源的解毒剂。诚如国际伦理学会领导成员之一约翰·纳坦逊所说的：“在这些令人不安、恐惧而可怕的日子里，由于面临原子战争的威胁，千百万人不知转向何处，相信谁，因此就转向了宗教。因为宗教允诺给人以内心世界、拯救和永恒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宗教复兴时代，就很少令人惊奇了。”〔2〕

人们看到，在法国巴黎公社起义后不到8年时间，教皇利奥十三世便敏锐地看到了重振宗教的时机已经出现，即于1879年颁布了通谕《永恒之父》（Aeterni Patris），宣布重振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随之，各种神学中心纷纷出现，沉默多时的各种宗教伦理思潮也随之先后登场。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正教伦理，以及与其他世俗哲学伦理学合流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伦理学派纷纷出现，这中间，有存在主义神学伦理（马塞尔、雅斯贝尔斯、马丁·布伯、蒂利希、怀尔德、巴雷特等人）、境遇伦理学（弗莱彻尔等）尤其突出。

其次，现代科学技术给西方社会的双重影响，也为宗教和宗教伦理学的复兴留下了空隙。科学，曾经以其巨大的理性（精神）力量和物质（财富）创造力，为近代西方文明的新生提供了丰厚的乳汁的内驱力。以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为杰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播火者，曾以他们卓越的发现给中世纪宗教神学揭开了厄运的偈语。近代科学的崭新成就空前旷古，它把人们原来倾注在上帝和天国的无限热望、感情和信念，顷刻间吸引到了理性、科学和知识的伟大力量上来。如果说，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摧毁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神权支配，资本主义新生的生产方式剥夺了宗教占支配性地位的封建经济基础，那么，近代科学则是新生资产阶级获得这些革命力量的主要源泉之一，它与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相互汇涌，一起冲刷并最终摧垮了封建宗教的精神支柱：神道主义的哲学和伦理价值观。科学是文明之母，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撰写历史的真正主体。任何忽视科学及其伟力的人或做法，都是反文明、反历史的。

事实上，在西方近代时期，唯一真正能够替代宗教而成为人们价值观念导向和精神信念之基础的，只有也恰恰是人道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科学成了近代文明人的“新宗教”。人们对科学力量、知识和理性的崇拜，由于科学所创造的巨大奇迹给它们以现实经验的证明而达到了近乎确信不疑的地步。这是近代科学的创造性成就产生的必然效应。历史证明，随着封建生产方式的终结，科学技术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凭借科学技术这一现代生产力杠杆，迅速撞开了物质财富和资源宝库的大门。物质文明如同奔涌的地火喷薄而出，滚滚不息，它驱动西方率先跨入了现代文明的年轮。在这一现实面前，科学以其伟大的力量和创造性价值无可争议地赢得了人们的信仰和崇拜。

然而，人们最初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对科学理性的信仰终究也要经受历史的严酷考验。在人类社会尚处不完善的状态下，科学这一新的崇拜对象本身的发展也不能不带有不完善性，它有着其特殊的两面性：一方面，它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和巨大的进步，极大地解放了生产者本身的劳动。科学成为了现代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和标志，也是人的解放的巨大力量之一。另一方面，它的“非人性”和异化力量又不断增大，使人在获得体能和智力解放的同时，又落入新的束缚之中。劳动者成了手段，而机器却成了人格化的目的。这就是科学技术带来的新的社会文明病和对人的异化后果。而且，随着现代西方文明中社会矛盾的加深，科学的异化力量愈显突出，其负面效应也不断增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科学技术的军事化，使人们在感受其创造性价值的同时，也看到了它巨大的破坏性和毁灭性。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使人类认识到，科学绝不仅仅是创造财富解放自身创造力的积极手段或方式，也是破坏财富、毁灭自身的残忍工具。一旦它为法西斯反动社会力量所利用，其给予人类文明的威胁和破坏远远要比它给人类文明所带来的价值创造更令人触目惊心。当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时，人们所看到的，绝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结束的信号和反法西斯最后胜利的巨响，同时也感受并意识到了那两团迅速升腾扩展的蘑菇云所夹带的不祥与恐惧。自20世纪50年代末叶开始的核武器竞争与原子战争的威胁，始终把死亡与恐惧悬挂于人类的头顶。这一事实最为典型而具体地表明着科学技术所可能产生的反人道负效应的一面。

（2）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满足了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需求，但是，它却无法满足人们不断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内在需要。而且，由于它所滋生的唯科学主义观念，使西方社会产生了各种“技术崇拜”的不正常现象，导致人们对自身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关切。所以，一些西方思想家也明智地指出，现代科学给西方造成的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消费的社会，而不是人性化、人道化的文明。或者说，科学技术虽然能够极大地保证西方物质文明的进步，但却不能必然地保证其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

（3）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单带来了军事化和唯科技化的倾向，而且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乃至是全球性问题：现代化工业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消极影响（如温室效应、噪音、娱乐、广告、消费方式等等）。这些消极影响加剧着人们对生存和发展前景的焦虑、担忧，影响到人们心理的健全发展。

总之，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给西方文明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们在饱尝它产生的巨大文明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吞下它所带来的种种苦果。这一状况日益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万能的，更不具备天然自在的神圣性。它对人类文明的破坏，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冷漠和无能，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消极影响等，构成了现代科学本身之于人本身的负价值。因此，在西方社会里，人们一方面逐渐失去了最初对科学抱有的那种确信和狂热，一方面又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寄托。回复宗教信仰，以求从宗教特别是宗教伦理中找到某些现代科学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便是这一心态变化的主要表现。对和平宁静的向往、对精神世界的渴望，对正义、仁爱和永恒价值的追求等等，都促使人们将其生命热情的关注点和信仰对象重新转移到宗教上来。

最后，现代西方社会的许多病态表现，为宗教伦理的现代“再生”制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和契机。在现代西方文明中，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总伴随着精神文明特别是道德的相对贫困。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之间的二律背反主要地表现为文明与道德的背离。一方面是科技、财富、商品的繁荣；另一方面却又存在着人性、精神和道德的贫困与退化。“福利社会”、“商品社会”、伴随的是“人格商品化、市场化”（弗罗姆语）；消费社会的形成使道德也成为了一种“消费道德”、“市场道德”和“买卖道德”；人际关系疏远了，自然亲近为冷漠隔离所代替，淳朴真诚的爱常常沦落为一种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失业、贩毒吸毒、不安全感、淫乱和性疾、心理病症、自杀等一系列现代文明病，使西方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在近代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系统已难以应付这一挑战，现代西方伦理学家纷纷发出“道德失败”、“道德危机”的呼吁。这一状况无疑给宗教伦理学以东山再起的良机，也正是适应了世俗伦理学无力解决现代西方道德疑难问题的社会急需，现代宗教伦理学才纷纷应运而生。西方民众也正是在对世俗道德说教的无能深感失望的同时，喊出了“回到宗教！”“回到教堂！”的口号。人们看到，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精神分析等伦理学派也曾不无作为，甚至还吸引过大批西方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热情和信仰。然而，它们从来就没有真正彻底地征服过西方广大民众的普遍热情，人们对它们投入的热情也终归有限，最终大多折回到宗教伦理的信仰上来。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教堂的钟声和诗诵总比其他世俗伦理说教更为动听、更能引起回应和共鸣、更能感动人心的原因所在。

然则，现代宗教伦理学的复兴并不是上述几个方面的外在条件影响的消极结果，它同时也是宗教及其伦理自身现代化改革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西方社会对宗教的呼唤和现代宗教对这一呼唤的能动反应。

宗教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生活的特殊产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宗教就必须适应人类自身的需要。从终极意义上说，宗教永远具有“人为的”“为人的”本性。现代宗教伦理学的能动适应主要表现为它自身内部的“现代化”过程。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世俗化的改革过程，使宗教伦理学直接深入到社会现实生活之中，以适应社会实际的需要。应该指出，自文艺复兴时代的宗教改革开始，西方宗教便已开始其世俗化改革，宗教神学在其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威受到冲击后，一些明智的宗教改革家（如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便意识到了宗教与世俗社会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将要发生改变，因而主张以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来改造传统的教条化、程式化的神学伦理。19世纪中叶，由于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空前激化，社会动乱和不安加深，宗教内部的世俗化进程加快。首先是加快宗教的世俗化研究和教育程序的革新，兴办各种神学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如意大利罗马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国际神学研究中心等）。其次是强化对世俗的社会问题特别是道德问题的关注，在批判社会文明的现实病态现象的同时，加强宗教伦理的宣传和参与，以弥补西方精神文化的缺陷。再次是改革教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以吸引更多的普通民众走进教堂，亲近宗教。

第二，现代宗教改革的重要方面是调和宗教神学与西方近代文化价值观念的矛盾，亦即调和神道与人道之间的矛盾，使其人道化或人格化。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的几百年间，神道与人道、神性与人性曾经是相互抗衡的两种文化价值观念系统。人道主义的胜利，迫使宗教神学伦理逐渐认同并接受其价值主张。但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同化，而是以把宗教人道化、把人道主义神圣化、宗教化为基本特征的逐步融合过程。在现代宗教伦理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统的“爱”、“公正”、“仁慈”、“信仰”等宗教伦理概念的解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已不同于中世纪的教条式注解，而是充满现代文化精神和生活气息的解释。有些激进的神学家甚至把对宗教教义的解释也人性化。他们把上帝解释为人格化的存在，或拟人化为一种最高的价值本体，把耶稣解释为人性化理想化的人，而不再是神，如此等等，使现代宗教伦理表现出浓厚的人性色彩和人间生活气息，极大地强化了它对民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第三，调和宗教与科学的矛盾，强化宗教伦理学对现代文明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干预或参与能力。科学曾经是宗教的死敌和掘墓者。与科学对抗所招致的灭顶之灾逐渐使宗教认肯了这样一个确定不移的事实：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科学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且也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基础。坚持与科学抗衡只能导致宗教自身的灭亡。因此，自19世纪以来，西方宗教不断改变和调整自己的立场，从反理性反科学到容忍和接受科学，直至赞美理性和科学。一方面，它努力宣扬和论证宗教与科学的相容性，使宗教现代化科学化，以消除人们对宗教之反理性反科学的消极印象。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甚至还号召神职人员“钻研”科学，组织神学家与科学家一起研究科学与宗教信仰的互容关系及其可能性，乃至于在1980年，教皇还亲自为三百多年前受到教会迫害的伟大科学家伽利略平反昭雪。〔3〕另一方面，它又抓住现代科学技术给人类生活和文明带来的消极影响，来论证科学自身的局限，从而为宗教信仰找到存在的一席之地。这是现代宗教伦理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四，现代宗教伦理针对现代西方社会所出现的各种道德危机，不断强化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并以其特有的宗教理想主义精神，来解释和批判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提出以新的宗教伦理来根治西方道德病的主张。因此，各种教会组织不断兴办宗教学校、慈善组织和其他形式的文化教育组织，兴办各种文化出版机构和学术刊物，参与世俗问题的研讨，以建立新的信仰道德和理想社会。这些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和现代宗教伦理观念相互结合，对现代西方文化和道德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五，现代西方宗教还积极参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用宗教的方式解析现代西方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各种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特别是一些宗教思想家结合现代西方民主、人权、自由等政治道德观念，提出了各种新政治、新社会、新道德的原则。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欧和美国便出现过“革命神学”、“希望神学”、“政治神学”等著名主张，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强了宗教伦理学对世俗社会的渗透范围与深度。

总而言之，现代西方宗教伦理学的现代化改革集中表现出世俗化、人道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等基本特征，这种改革是它得以复兴的基本内因，也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特点。在本部分中，我们将集中探讨一下自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中后期欧美的几个主要宗教伦理学流派，它们是：人格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新正教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