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武帝时起，中国社会里商人和游侠的衰落，至少是他们社会地位的衰落，是显而易见的。这可以中国各朝代的历史为证。传统上，每一朝代历史都记载着该朝代所有杰出人物。《史记》写到汉武帝时为止，设有记载著名商人和游侠的列传。作者司马迁尽管是倾向儒家的，但对他们也有赞许之词。《前汉书》成书于汉武帝后200年，也设有著名工商业者和游侠传记。作者班固著书的年代，儒学已经深深地渗入中国的社会习俗，尤其是知识活动之中。所以班固曾指责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商人和游侠，虽然这种赞扬是谨慎而且有限的。除此两史之外，以后所有各朝历史不再有这类传记了。因为在公众看来，尤其是那些修编正史的儒士们看来，他们那些人不是“正直”而“高尚”的人。

与此同时，儒家的重农论，导致了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励农业，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从多方面得到提高。所以，《春秋》中人们的职业等级是：士、商、农、工，到《史记》里却是：农、工、商、陶，而《前汉书》定下的职业等级一直沿用至民国，它们是：士（知识分子）、农、工、商。

因此，从汉武帝、或者迟至从下章将谈到的汉元帝开始，一直到清朝，中国的社会分层总的来说是这样的：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直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他们和极少数的商人、手工业者构成了被统治阶级——平民。他们中有能力、有雄心的分子进入由皇族和儒士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唯一途径是研读六经。孟子和我们后面将要论及的唐朝杰出儒学捍卫者韩愈，都清楚地描写了这两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孟子说：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0〕

孟子将国君和他的臣子们当作劳心、治人、食于人的大人，而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看作劳力、治于人、食人的小人。韩愈则更直截了当地说：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31〕

由于这种社会分层，我们就可以看到皇室和儒生从儒学中获得的既得利益是怎样扩大和维护的了。在汉武帝以前的中国社会里，有商人、游侠和非儒生的知识分子群体与皇室和儒生争夺财富、权力、荣誉、威望等等。而现在，所有这些有资格的竞争者都随着儒学地位的逐渐上升而被打击下去了。一切使人臻于富贵的事物都归皇族、官僚和潜在官僚——儒生们所占有。由于缺少其他社会上升的途径和办法，有能力、有雄心、有才智或勇气的人，都被吸引和被迫着在学习和注疏六经上耗费全部的年华和精力。他们在由此而得到满足的同时，也都变成了唯皇帝之命是从的臣仆；他们只有对皇帝和皇室的忠心，一般都没有推翻其所臣事的王朝的愿望和能力。于是，统治家族的安全也就比较有保障。另一方面，皇室为了使习读经书更具有诱惑力和使用价值，往往试图用各种方法提高儒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唐朝之后尤甚。

这种情况从两方面阻碍着社会变迁。首先，由于除读经书之外没有其他职业可以带给人幸运、荣华、名誉、特权等等，凡是有聪明才智的人，一般都不愿意投身于读经书之外的其他活动，尤其是被儒生们所禁止谈论和看不起的工商经营、技术钻研、作战以及法律。这样，社会上所有最突出的聪明才智都花在读经上了，而不是用在社会变迁之源的生产力发展上。这自然会使社会变迁减到最低限度。其次，无论何时发生一些变化，除非能被解释成或用于证明统治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的合理性，否则就会受到抑制和反对。儒学在中国的长期统治即由于此。由于长期的灌输和培养，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被儒学的教条所麻痹。他们信仰它。当他们实在不堪忍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时，也会反抗，但他们却只想出个真命天子来改朝换代，并不想去改变统治阶级的本质和成分。〔32〕下面各章，我们将试图说明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如何调整儒学和社会制度以扩大和保障他们的既得利益，并抵制威胁他们的社会变革的；统治阶级各组成部分的既得利益的一致性，是如何与阻碍社会变革的力量的强有力相联系的。

〔30〕见《孟子·滕文公上》。

〔31〕韩愈：《昌黎先生文集》，卷2，1页，上海，涵芬楼，1927。

〔32〕参见雷海宗：《没有战士的文化》，载《社会科学》，第1卷，1005～1030页，193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