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俗论》一书中，萨姆纳指出：社会变迁尤其是制度的变迁，通常都是由社会上层阶级发动的，群众则是保守的。〔1〕这种观点，反映了这位美国社会学家的保守学术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本章论述的中国汉代经学的变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某些社会变革，倒可以说是社会上层阶级发动的。

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说过，西汉武帝特别是元帝以后，中国的统治阶级即汉朝的上层阶级，基本上只包括皇族和儒生阶层，他们都在儒学中拥有既得利益。而且，从前两章我们已经知道，武帝统治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家族和教育这四种主要社会制度逐渐儒学化，这便使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深深织入整个社会之中。由于各项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任何社会变迁，尤其是知识领域的变迁，不论其大小，只要此变迁不是旨在或可能用来使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更显得合理，就意味着对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威胁。所以，皇室和儒生这两个集团都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特别是那些直接危及儒学的社会变迁。而且，当一个集团发展其既得利益到危及另一集团既得利益时，两者又是相互制约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就成为社会变迁的极其强大的阻力。汉代禁锢知识生活的经学研究和今古文之争，即缘于此。

〔1〕威廉·格拉姆·萨姆纳：《民俗论》，第1章，45～47页，纽约、波士顿等城，吉恩公司，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