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习经学赋予平民跻身统治阶级的希望，并使统治阶级的成员免于跌至被统治阶级的境地，或者至少是给人们逃避赋税、劳役和兵役的机会，跻进儒生阶层并在儒生中出人头地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时，由于汉初所有经书都是通过幸免于难的儒生口授的，又给这种竞争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这种情况导致了汉代儒学的变迁；但所有变迁都只是进一步为统治阶级，尤其是它的皇室成员的既得利益辩护的。

武帝初立五经博士，只有七家列入学官：《书》、《礼》、《易》、《春秋》各一家，《诗》三家；是《欧阳书》、《后礼》、《杨易》、《公羊春秋》、《鲁诗》、《齐诗》和《韩诗》。〔6〕这些五经官学得以在太学中向博士弟子讲授，它们具有权威和实际价值，因为研习它们是进入统治阶级或上层阶级的唯一途径。就像美国那些以讲纯正英语自豪的人极力抵制俚语一样，掌握了五经官学的在位者极力压制对这些经文做任何改动。另一方面，只要立于学官，就意味着盛名、高官和厚禄；而那些其学未立于学官或尚不满意其所处地位的儒生，为谋求皇族支持并建立新学派，便试图对五经官学做一番于皇族既得利益无害或有利的改动。由于不存在孔子经典的原本，使得他们可以攻击那些立于学官的儒生的学说与正统经学相悖。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希望官方承认他们对五经官学所作的部分改动。七家经学立于学官之后的80年间，关于现行经书与孔子原本是否一致的争执和论辩层出不穷，最后宣帝不得不召集当时所有名儒来公议诸家五经同异，并由他亲自作最后的裁夺。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能将全部有关学派经书进行比较；而且事实上，其中很多学派经典后来已湮没无闻，也不容许我们进行全面比较。但是，从人之常情来看，我们很难否认宣帝只会选择那些更利于皇室统治地位的学派。这次会议的结果，授予博士官学学派由原来的7个增加至13个。《诗》没有变动。《欧阳书》之外增加了《大夏侯书》和《小夏侯书》；《后礼》由《大戴礼》和《小戴礼》所取代；《杨易》分为《施易》、《孟易》和《梁丘易》；《公羊春秋》分成《严氏春秋》和《颜氏春秋》。元帝时，《易》又增补《京氏易》。〔7〕五经官方学派增至14个。直到那时，立于学官的儒生仍在不遗余力地阻挠承认新学派。〔8〕由于他们得逞，西汉以后再未承认新学派。这14个学派就形成了所谓的“师传”。那些冀图进入官吏阶层的人，就得恪守“师传”，一字不易。〔9〕

虽然承认新学派的活动可以被阻挠，但在声威和既得利益的诱惑下，对经学的阐释和发挥仍持续不断。正如班固在东汉初年记载的那样：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10〕讫于元始［公元1—6］，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11〕

东汉时期，“师传”为“家法”所取代。后者孳乳于前者。例如：《施易》、《孟易》和《梁丘易》本是师传，但后来《施易》分为《张易》和《彭易》，《孟易》分为《翟易》和《白易》，《梁丘易》分为《士孙易》、《邓易》和《衡易》。所有这些从师传分化出来的新学派便是家法，随后家法亦被立于五经学官，那些希冀跻身于统治阶级的人，不得不严格遵循，歧异往往被遏制。如永元（89—105）14年徐防上书：

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

今不依章句〔12〕，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13〕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义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诏书下，公卿皆从防言。〔14〕

但是，这些做官的和站稳脚跟的儒生所倡导和支持的种种限制，终究难以阻止那些受既得利益，特别是声威驱使的、雄心勃勃的年轻的人。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一书中指出：

汉时不修家法之戒，盖极严矣。……而家法又各分专家……又如子既生孙，孙又生孙，云礽旷远，渐忘其祖。〔15〕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法并非异于师传，只不过是师传的诠释和发挥罢了。〔16〕从政治的意义上来看，家法和师传都是受同一性质的统治阶级支持的五经官学，所以它们不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从文化的观点看，师传的发挥——家法，部分地要归功于东汉时期为鸿篇巨制的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的纸的发明。西汉末年古文经学的出现，是儒学中一次更重要的变迁。

〔6〕欧阳、后、杨、公羊和韩分别是这些学派中五位创始人的姓氏，而鲁和齐是学派所源起的地名。

〔7〕夏侯、戴、施、孟、梁丘、严、京、颜都是这些新学派创始人的姓氏。除《诗》以外，《易》、《礼》、《书》和《春秋》的不同学派同出一门。这些新学派的出现，是儒生们为了支配地位、权势和声名而彻底推翻先师的斗争的结果。例如：小夏侯是大夏侯的从子和门徒；二人俱从欧阳弟子张生习《书》。《欧阳书》立于学官后，大夏侯试图与之区别。后来，《大夏侯书》也立于学官了，小夏侯认为叔父的学说疏略难应敌，所以他发挥了从叔父那里的所学；而大夏侯则认为小夏侯破碎大道。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第3章，64～6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8〕例如，田王孙是当时《杨易》博士，他有三个出色的弟子：孟喜、施仇和梁丘贺。孟常常炫耀自己独自从老师那里接受了阴阳的理论，梁丘贺证明这是不真实的。孟结果未被任命为博士。后来，《易》孟氏派立于学官，引发了他的弟子和京房之间的争论。京是从受业于孟喜的焦延寿学《易》的。孟死以后，京房称他的《易》就是孟的《易》，翟牧和白光对此表示怀疑。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章，65～67页。

〔9〕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3章，64页。

〔10〕这是吸收遍布中国的私学中的儒生进入官吏或统治集团的一种机制。在汉朝并未普及，但它是中国科举制的雏形。

〔11〕班固：《前汉书》，卷88，336页。

〔12〕大约在西汉末年，经学演变成为对经书逐句逐句、逐段逐段甚至逐字逐字的注疏。这种学问称为“章句之学”，或简称“章句”。由于不同的经学家对经书有不同的注疏，所以家法各派有着自己的“章句”。东汉初年，由于家法被朝廷正式立于学官，“章句之学”也随之兴盛起来。

〔13〕博士策试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博士资格考试，地方政府推荐的人都可以参加。甲、乙策试则是专为博士弟子员设置的，通过这些考试的弟子即可成为官吏。

〔14〕范晔：《后汉书》（译者注：原书据上海同文书局1885年版，现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1986年版，下同），卷74，175页。

〔15〕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章，130页。

〔16〕参见上书，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