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贾逵的弟子和追随者都被拜为千乘王国郎，但古文经学者却未能立于朝廷。这些经书的使用价值仍然太小，不足以使其繁盛。这种情况，因下述一些原因得以改观。

从武帝时起，不事生产又长期无业的儒生们，将谋求一官半职作为他们的主要奋斗目标。他们试图夸大经学的用处和权威，以便诱使皇帝起用他们。他们渐渐得势后，不仅臣子们的奏书，而且皇帝们的诏书都必须援引经文，以便使自己言论有强有力的根据。甚至帝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技术、刑罚和行政事务，也都根据五经的原理拟订和解决。〔55〕

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迫不及待地、意在使经书学以致用的儒生们，变得如此的“官欲熏心”，为立身于仕宦之林，甚至可以背弃儒学的主旨——忠君。只要能猎取权势，他们不惜甘当叛臣。王莽摄政并策划他的篡位阴谋时，借助慷慨的施惠和严酷的刑罚，笼络和控制了一大批未入仕的儒生。为了考验儒生阶层是否拥戴自己，他假装谦逊地拒绝了皇帝因其功劳赐给他的新野封地。结果，他发现有487572名儒生交口称赞，并请求他接受封地。〔56〕即使是身为汉朝宗室的刘歆，为了成为知识阶层的领袖，也真心诚意地支持他。这就说明，儒生阶层为了获取既得利益，也是可以不惜危及皇室利益的。所以，光武帝摧毁王莽的新朝登基后，就着手对儒生阶层的极端功利主义进行清算。他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是改革儒生入仕的机制；其二是提高博学的布衣儒生的社会地位。

前面说过，西汉选拔政府候补官吏的重点，放在博士科和博士弟子员的策试上。然而，通过策试的人，却并不见得有德行。于是光武帝将选拔的重点转向“德行”。只有那些以忠、孝、悌等德行而闻名的人，才可能由官府层层举荐至朝廷。根据范晔《后汉书》中可资利用的数据，123名久负盛名的儒生通过这种渠道被纳入仕途，其中有15位被举“贤良”，108位被举“孝廉”。有16名被举“贤良”拒绝举荐，只有6人参加了策试。

在这种机制下，儒生们着急也无济于事。他必须先立身于社会〔57〕，才可能得到举荐的机会。不过，也许是光武帝很清楚仅仅给布衣儒生以希望，还不足以让他们安分守己，所以尽力使他们的学术生涯变得更舒适、更有吸引力，从而使他们乐于留在仕途之外。非常可能的是，光武帝曾将他的这种意图向儒生阶层表明，所以当他征召一批博学的儒生时，其中不少拒绝前往，或应召前往也不愿为官，以显示他们的谦逊和崇高。于是，他乐意地接受了这种拒绝，并且尽可能地礼遇这批儒生。〔58〕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

严光……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乃备安车玄，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59〕，不可相助为理耶？”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25—56］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60〕

既然朝廷礼遇布衣儒生，社会上当然也会尊重他们。有时他们还因抗拒官府保护老百姓而备受推崇。在很多情形下，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地区或整个社会享有如此崇高的声誉，以致当他们卷入与官府的纷争时，其仰慕者和追随者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支持和捍卫他们。也就是在光武帝时，《春秋》学者逢萌：

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劳山。养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闻其高，遣使奉谒致礼，萌不答。太守怀愤而使捕之。吏叩头曰：“子庆〔61〕大贤，天下共闻，所在之处，人敬如父，往必不获，秪自毁辱。”太守怒，收之系狱，更发它吏。行至劳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御，吏被伤流血，奔而还。〔62〕

全社会礼遇布衣儒生，从这件事可略见一斑。这些布衣儒生还是富贵的士族千金的如意郎君〔63〕，群起效仿的社会风气的开创者〔64〕，连打家劫舍的盗匪也不敢侵犯他们，有时对他们还加以保护。〔65〕

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东汉之初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又有所增长。总的来说，西汉时期，经学知识还不能直接地兑换成巨大的权力、声望、财富和荣耀。儒生们必须在进入仕途之后才能最大限度地享有本阶层的既得利益。而现在，即使没有机会谋得一官半职，单单作为一个博学的儒生，本身就意味着威望、美誉和舒适的生活。于是，研读经书自然也就更具有很高的实际价值。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统治者的庇护，东汉时期的古文经学越来越兴盛起来。布衣儒生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活动，因此，东汉大多数硕儒如杜子春、郑兴、陈元、贾逵、马融和郑玄都是古文经学家，就不是偶然的。东汉末年，古文经学战胜今文经学主要应归功于郑玄。皮锡瑞说：

［郑］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66〕、《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京氏易》、《公羊春秋》为今文，《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书》为古文。

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道通为一，见当时两家相攻击，意欲参合其学，自成一家之言，虽以古学为宗，亦兼受今学以附益其义。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舍此趋彼。

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书》不行矣；郑《诗笺》行而鲁、齐、韩之《诗》不行矣；郑《礼注》行而大小戴之《礼》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齐、鲁《论语》不行矣。……故经学至郑君一变。〔67〕

以上所有对汉代儒学发展的论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只要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同一社会结构中享有既得利益，那么他们就不会允许任何变迁，除非这种变迁旨在为他们的既得利益作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论证。由于汉朝统治阶级只由统治家族即皇室与儒生阶层组成，而他们两者都在儒学中享有既得利益，因此经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加以鼓励和保护。儒生阶层内部成员之间争取声名和利益的竞争，可能会引起经文的变动，如师传和家法，但都必须通过为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作注解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注解引发了王莽和刘歆的蓄意窜改，但由于这些窜改危及旧的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王莽的新朝只维系了14年就土崩瓦解了。东汉时候，加强统治家族力量的努力以及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的扩展至布衣儒生，迎来了古文经学的最终胜利，但儒学依然统治着中国。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述一种真正的变革。

〔55〕参见陈东原：《中国教育史》，第4章，40～42页。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第4章，94页。

〔56〕参见班固：《前汉书》，卷99（上）。

〔57〕立身最重要的德行是孝，因为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居住在乡村里的人，由他们的父母监督其行为最方便。《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孝经·开宗明义》）。于是，以事父母而闻名的人被推荐以事君。又曰：“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孝经·士》）。否则，惩罚和耻辱就会降临到整个家庭包括父母身上。这样，忠孝就合而为一了，所有父母都成了统治家族的代言人。这就是为什么东汉皇帝鼓励研习《孝经》，并且试图以孝治国的原因。

〔58〕详见范晔：《后汉书》，卷111，卷113。

〔59〕严光的字，在正式的时候的敬称。

〔60〕范晔：《后汉书》，卷113，283页。

〔61〕逢萌的字，参见注〔59〕。

〔62〕〔63〕范晔：《后汉书》，卷113，283页。

〔64〕参见上书，卷98，237页。

〔65〕参见上书，卷83，196页。

〔66〕《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合而为《礼记》。

〔67〕皮锡瑞：《经学历史》，第5章，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