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二帝，三王相去盖千有余载，一治一乱，其盛衰之时具矣。其所遭之变，所遇之势，亦各不同，其施设之方亦皆殊，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臣故曰：“当法其意而已。”〔30〕

他还向皇帝陈述，他之所以如是说，是因为他并不想使传统的士阶层感到震惊，并给它一个攻击自己的方便借口。尽管如此，想象到儒生阶层的反对意见，仁宗皇帝仍不敢将他的改革方案付诸实行。英宗（1064—1068）时，王安石认为仍无力战胜整个士阶层，为养威待时，乃退隐田园，拒绝出仕。在此期间，国势日益严峻，似大厦之将倾，加之他的改革理论切实可信，王安石声誉渐隆，最后连士阶层也瞩望于他。当宋神宗还是太子时，就从王安石的朋友韩维处听说了他的新政理论，十分服膺。他登基一年后，不顾统治集团的反对，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利用这一契机，王安石根据上述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的原则，实施了一系列的彻底变革。这就是王安石变法。我们不难设想，这一系列变革是如何影响统治阶级特别是它的儒生阶层的既得利益的。熊公哲从经济、军事、教育三个方面对这些新法进行了清晰的图解。〔31〕在最直接影响统治阶级既得利益的经济改革中，财政新法招致儒生阶层和皇亲国戚的最猛烈的攻击。让我们来看看这究竟是为什么。H. R. 威廉森在有关王安石及其改革的研究中发现了其中原因，尽管他的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中国传统史家的影响。他说：

涉及税收的众多新法是对传统的政府财政官员的打击，而将财政及其收入控制于王室的整个方案，则是直接针对富有的高利贷者和贸易垄断人员的活动的；这些人不是利用自己的财富创建可能有益于穷人的企业，而是满足于依靠非法谋取的暴利过着奢侈懒散的生活。他们的这些收益来源于使穷者更穷的高利率贷款，而穷人微薄的收入则完全消耗在经年累月对富有债主的还债之中。

这……促使王安石制订了几种国家贷款的计划，这种贷款利息较高利贷者的利息为低。由于这一切将阻塞这种富裕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显而易见，他们将在这一如此激进的财政改革者的道路上形成一个主要障碍……

在许多情形下，也许皇帝陛下、达官们就是贷款阶层成员。〔32〕

如果我们记得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的疏中谈及的整个士或官吏阶层的奢侈，以及该阶层如何从事农商以保持其富贵气派，那么我们说富裕阶层就是儒生阶层，就不会离真实情况太远。这就是反对和攻击王安石的财政改革的是儒生官吏的原因。

除以上一般的论述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及一个特殊的例证。王安石的经济新法包括全国土地的丈量和分类。他这样做是想改革土地税的管理，以便按照人民拥有不同类别和多少的土地来征税。可是，当时70％的帝国土地是免税的，它们的所有者是一批贵胄和官吏。〔33〕这样，统治阶级时刻准备着攻击他及其变法就不足为奇了。甚至他的好友——儒生集团的领袖司马光和欧阳修，对他也产生了怀疑，逐渐加入并领导一个旨在将他驱逐出政府的运动。由于前任宰相韩琦的上疏，皇帝的决心动摇了。王安石打算辞官而去，他对皇帝说：

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之流俗，……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34〕

皇帝再一次被说服，并增强了对王安石的信任。王安石留任宰相，继续实施新政。

当儒生阶层看到无法从王安石那里赢回神宗的信任时，他们便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不合作运动。其中约有30多位最重要的领袖（包括7位前任宰相），不是辞官不出，就是加入地方政府阻挠新政的实施。内侍和外戚也参加了这个运动。整个统治阶级群起而攻之。最后，皇帝也不能保持对他的信任了。〔35〕做了约5年宰相后，王安石被逐出政府。即便他的新政未完全遭废止，至少已大大被篡改。

神宗殁后，在所谓正人君子的儒生们的呼吁下，司马光做了宰相。哲宗（1086—1101）初年，王安石的新政渐渐湮灭。哲宗成年后，认识到王安石新政的实质和重要性以及儒生阶层反对的原因，毅然恢复了新政。由此，儒生阶层分化为两大派系——支持新政的新党和反对新政的旧党。在政府里，他们不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而争辩，而是为了权位钩心斗角。新旧党之争最终导致国力更加贫弱，武备更加废弛。另一方面，东北的金部落日益强大。在王安石被逐后的约半世纪时，宋王朝就被这个部落赶到长江以南，建立了一个新王朝——南宋。反对王安石新政的旧党在南宋小朝廷有着特别的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窒息了每一次改革的萌芽。同时，西北的蒙古帝国崛起。1280年，蒙古人灭南宋，儒生阶层暂时蒙难。

〔16〕州在宋代已不是最高地方政府，在它之上还有路。

〔17〕脱脱等：《宋史》，卷293，1101页。

〔18〕同上书，卷293，1102页。

〔19〕同上书，卷317，1165页。

〔20〕王安石：《王临川集》，第4册，第39卷，7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21〕〔22〕同上书，85页。

〔23〕同上书，85～86页。

〔24〕同上书，86页。

〔25〕同上书，84～85页。

〔26〕同上书，80页。

〔27〕同上书，83～84页。

〔28〕同上书，82页。

〔29〕参见上书，82～83页。

〔30〕同上书，79～80页。

〔31〕参见熊公哲：《王安石的政策》，295～29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2〕H. R. 威廉森：《王安石》，第1卷，121～123页，伦敦，阿瑟·普罗布斯塞恩，1937。

〔33〕参见王志瑞：《宋元经济史》，第8章，1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4〕脱脱等：《宋史》，卷327，1189页。

〔35〕参见上书，卷327，1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