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朱熹就仍然回到并求助于儒家典籍。他坦率地说明了这一显著的变化。

熹，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48〕、道、文章、楚辞〔49〕、《诗经》、兵法，事事要学。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有一个浑身，如何兼得许多？”自此逐时去之。

学者须是主一上做工夫。若无主一工夫，则所讲底义理无安著处，都不是自家物事。〔50〕

如果我们还记得宋初统治阶级如何鼓励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儒家经典，禁止非儒家的一切书籍；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又怎样被看作异端而受到猜疑和攻击，就不难想象朱熹是如何教导学者“主一”的，无疑这“一”就是儒学。朱熹就这样在知识王国里经过长时间漫游后，最终还是回到儒学，并为之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哲学和心理学背景。此后，儒学几乎完全禁锢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我们很难发现即使在内心深处敢于向儒学的绝对价值提出疑问的学者。

如史书记载，在整个南宋时期，道学统治着中国南方的布衣儒生。但是，如同汉代今文经学压制古文经学那样，宋代的官僚儒生一直企图压制道学，并防止它成为正统学派。在这种总趋势下，朱熹学说在其身前曾两度遭禁。他于1200年76岁时死去。此后，新儒学家逐渐得势，他的学说也逐渐被官方承认为正统学派。

〔36〕黄宗羲：《宋元学案》，130～131页，缪天绶选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7〕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第2章，59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

〔38〕参见上书，第1章，20页。

〔39〕参见脱脱等：《宋史》，卷340，1224页。

〔40〕参见黄忏华：《中国佛教史》，第4章，329～333页。

〔41〕脱脱等：《宋史》，卷427，1441页。

〔42〕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朱熹的“理”有两个范畴：一是特殊事物之理；一是宇宙万物之理。但特殊事物之理的全体产生宇宙万物之理。参见J. 珀西·布鲁斯：《朱熹和他的先师们》，第5章，伦敦，普罗布斯塞恩公司，1923。

〔43〕参见脱脱等：《宋史》，卷427，1441页。

〔44〕禹是儒生们所颂赞的先王之一，被公认为具有治理上古中国大水的功绩。他的治水之法被认为是根据“趋下”的特点，开凿水道，最终就可以将洪水疏导入海。

〔45〕脱脱等：《宋史》，卷427，1441页。

〔46〕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第4章，66～67页，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33。

〔47〕同上书，67～68页。

〔48〕由于那个时代禅学在佛学中的统治地位，当人们提及“禅”时，就意指佛学。

〔49〕战国时期，中国南方兴起的一种特殊风格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50〕黄宗羲：《宋元学案》，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