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汉代，中西已有交往，但直至元朝西方文化并没有得到较大规模的传入。如我们前面所说，明王朝的兴起，标志着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得到有力的恢复，从而又结束了这一传入过程。在此，我们只简要回顾一下明、清两代统治阶级既得利益是如何运作以抵制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和科学传入中国的。

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东西方的接触是由于航海术的进步和欧洲天主教的东渐运动。这一切又起因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尽管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紧随着葡萄牙人在东方的发现和移殖之后，但中国人不友好的态度却阻止他们早期随商人进入中华帝国。在中国的真正传教活动，是从耶稣会士利玛窦和他的同僚们开始的。利玛窦于16世纪80年代后期到达东方。

在研究先前传教士遇到的困难并更多地了解了中国以后，这些耶稣会会士发现传教的阻碍来自于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攻击佛教，另一方面积极地同儒生阶层交往，他们将自己打扮成儒生，并自称西儒，还力陈耶稣基督的教义与《四书》和《五经》并行不悖。

即便是这些策略也难以赢得儒生阶层的兴趣和首肯。利玛窦起初到达陪都南京，却在一群儒生的迫害下被迫离去。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到1599年，利玛窦和他的同僚才在澳门以外拥有了7名成员和3个传教点。

最终他的机会来了。当时，明王朝在沿海倭寇侵扰和日益强大的清王朝的威胁下，几已筋疲力尽。其经济崩溃，军力衰弱，一如宋仁宗之时。儒生阶层由于其知识生活的传统鄙视武人，耻言经世致用之学，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一旦山雨欲来，便束手无策。这一切激起了布衣儒生对当时知识生活的强烈反响，从而产生了下一节我们将要提及的清初汉学。与此同时，以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一小批儒生，坚信耶稣会士的科学技术可以安邦兴国，使当时中国的知识生活起死回生。

在他们的帮助和建议下，利玛窦及其同僚于1601年抵达北京。在那里，利玛窦使用了他在其他几座城市取得成功的办法，即运用欧洲的科学知识以赢得学者们的好感。而且，为了在言谈举止上更像儒生，他通过勤勉地学习和运用，很是谙熟儒家经典。因此，他得到朝廷的接纳，而西方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和基督教首次相当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到1605年，北京的新教徒超过200人。潮州的传教活动深入到边远乡村。洗礼已公开举行，并具有相当仪式。入教前，新信徒或者根据教士建议的形式，或者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公开忏悔。

所有这些，种下了我们随后将要提及的著名的礼仪之争的种子，并导致了1606年传教活动的暂时倒退。1610年，利玛窦去世，但第2年朝廷又进一步认可了传教活动。这是由于利玛窦的远见。某个时间以前，他注意到历法在中国政治、农事、社会和商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他敦促耶稣会选派一名天文学家来华。1606年，熊三拔来到中国。就在几年前，钦天监除了出现许多小错误外，还误报了一次日食。1611年，朝廷诏令传教士改制历法并翻译欧洲天文学著作。熊三拔在徐光启和其他中国基督教学者的监督和协作下承担了这一任务。耶稣会会士在朝廷的这一巨大进展，直接危及儒生天文学家的既得利益，从而引起1616及1622年两起教案。据赖徳烈记载：

1616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教案。案件起因多少有些模糊，但主要的煽动者是与礼部〔37〕有联系的一位官员。他对当时居于南京的王丰肃神父怀有特殊的仇恨，也可能嫉妒一些天主教的中国学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南京礼部禀呈皇帝，指责他们蛊惑人心……并与澳门的外国人图谋不轨。神宗下诏，押解传教士至广东，以待遣返。……

显然是由于同一具有敌意的官员的指使，1622年教案再起，传教士又被迫逃离或隐藏起来。提出的理由又是基督教徒蛊惑人心。〔38〕

从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导致教案的原因一目了然。从一开始，明朝钦天监中所有重要职位均由通晓天文的儒生担任。加之，日历是用来决定婚丧嫁娶等生活事务的吉凶日期的，所以一般来说，这些儒生天文学家又是礼仪专家。如果我们记得如前所说，明代、特别是明末儒生阶层是怎样发展壮大，政府职位对它的成员又是多么重要，儒生的特权又是如何植根于儒学和儒家文物制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与礼部有联系官员对王丰肃的敌视。因为他拥有更精深的天文学知识，和熊三拔一样有资格作为钦天监的适宜人选，成为儒生阶层的竞争者。所以，这种敌视毫不“特殊”。

当这些儒生为其既得利益而战斗时，明朝军队却在朝鲜遭到手持火枪火炮的日军的小挫。此外，阻止满族扩张的军事行动，也迫切需要先进的武器。这种时势虽仍未使朝廷解除对基督教的禁令，但中止了迫害传教的活动。1622年，著名的耶稣会士罗如望、阳玛诺和龙华民从澳门被召至北京督铸大炮。第2年，艾儒略、毕方济等人也加入其中。由于这种必要，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日益成长。例如，1620年，由22名传教士带入中国的7000多册有关天文学、历法、数学和其他方面的科学著作，交给了中“西”儒生进行翻译。〔39〕这样，基督教就在儒生阶层的不断抗议和攻击下，逐渐得到发展。

崇祯皇帝是西方文化的重要庇护者。他在位的17年（1627—1644）中，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情况，先后撤换了50多位宰臣。继位伊始，他便召回因支持耶稣会士而遭儒生阶层攻击致仕的徐光启。对他陈述的训练军队、改善政府财政管理以及修订历法的主张，崇祯帝深信不疑。4年后，徐光启晋升宰辅，但在第2年像王安石晚年一样，郁郁而终。徐光启死后，儒生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极力反对传教士和崇祯皇帝。由于他们盘剥过甚，民众忍无可忍，乃揭竿而起。据记载，为了报复，起义军两位最强大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嗜杀士人。张献忠甚至曾一度在他所辖地区佯装举行科举考试，杀掉了所有应考的儒生。

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在孤立无助的心境中自尽。随后清入关，取代明朝，有如探囊取物。虽然自1644年起清就已定都北京，但直至1662年晚明余烬才在南方熄灭。

在这些岁月里，传教士的处境如何呢？赖德烈的记载如下：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里，传教活动蒙难是意料之中的事。可说来奇怪，它们竟壮大起来。……

在此争夺的岁月里，基督教不仅在敌对的皇室宫廷中有所进展，而且已遍及许多省。……可以肯定地说……教堂迅速增多，而长江下游和北京则是其根据地。有一种估计认为，1627年基督教徒人数为13000，遍布江西、浙江、江南、山东、山西、陕西和直隶，并且说又过10年，教徒人数已增至40000。另一估计认为，1617年教徒人数为13000，1650年增至150000，到1664年增至254980。还有一个估计说，除云南、贵州以外，明末传教活动遍及各省，1663年，全国基督教徒为109900人。〔40〕

在这些年代里，不光是基督教，西方科学技术也得到发展。顺治2年，朝廷采用了传教士修订的新历。康熙年间，钦天监制造和使用了各种新式的天文观测仪器。而且，中国境内的平定，部分地、也许大大地是由于耶稣会士南怀仁大规模地督铸大炮。

这都是些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那些动荡的年代里，儒生阶层一盘散沙，孱弱无能。随着时光的流逝，由于和平的重建，科举制的实施，儒生阶层的实力得到迅速地恢复。1691年，儒生们通过浙江省开始了压制基督教徒活动，除1所外，关闭了所有该省教堂。

虽然皇帝

康熙并非不友好，但礼部的那些人，可能由于儒家学者的保守特性，却积极地反对异域信仰，鼓吹更大的限制而不是更大的自由。〔41〕

不过，由于耶稣会会士在修订历法、铸造大炮、协办外交上的贡献，仍然赢得了皇族的支持。直至1706年长期酝酿的礼仪之争爆发以前，基督教一直在中国发展。

何谓礼仪之争呢？如我们前面所说，从利玛窦时起，耶稣会会士就开始有意识地使他们传教方法适应于统治阶级在儒学中的既得利益。结果，1615年以前，除其他问题外，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谴责敬孔祭祖的仪式，并禁止基督教徒参加此类仪式？或者把这种仪式当作并无宗教意义，至少不违反基督教信仰而加以容忍？或者，传教士还能否采取第三种立场，即一方面谴责仪式中的某些部分，同时允许基督徒参加某些经过修改的仪式，并让他们凭良知最终放弃这些仪式或对其作出进一步的修正？经过长时期的研究，利玛窦采取了温和的立场，认为敬孔祭祖仅具有世俗意义，只要帝国法律要求，基督徒可以参加。后来所有的基督会士似乎均沿袭这种立场。

但17世纪早期和中期以后，西班牙、法国其他教派的传教士开始在中国站稳脚跟。主要由于他们对耶稣会士的敌视，他们对仪式问题采取了大不相同的策略。他们攻击耶稣会士不忠于信仰和教皇。1645年，教皇颁布禁令，禁止中国基督教徒参加儒家礼仪，他们和耶稣会士之间便出现公开冲突。经过长期的对抗，耶稣会会士逐渐失势，1645年禁令一次又一次被重申。到1706年，不仅儒生阶层，甚至康熙也忍无可忍，下令驱逐两派传教士首领颜珰和另外两人。这就为儒生阶层清除异端带来了良机。此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禁止措施一次次加强，规模也不断扩大。到1836年，政府彻底禁止了欧洲宗教。

与基督教的厄运一道，西方科学也在中国被扼杀于襁褓之中。

对基督教迫害的原因何在呢？许多学者认为应归因于基督教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但谁是中国文化的卫道士呢？仍是统治阶级——皇室和儒生。如我们在第二、第四和第五章所述，儒家礼仪是被用来教化人民尽忠尽孝的；儒生认为，只有忠臣才是孝子。据此，忠凌驾于孝之上。只要人民群众通过长期实践这些礼仪，坚信不疑，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就不会受到威胁。现在，一个外国的统治者教皇却来干预这种国家的伦理秩序，妄图以异域礼仪取代承载皇权的儒家礼仪，自然皇室尤其是皇帝们会改变直到17世纪末由于传教士的可资利用而支持他们的初衷，并决定与之斗争。

再者，作为儒家礼仪的最终权威的儒生阶层，它的大量声望源于只有它的成员熟谙这些礼仪；只要群众相信并遵从这些礼仪，儒生阶层就能永葆最高权威的声望。如今，传教士不想让中国人民遵从这些礼仪，我们不难设想，这对儒生阶层、尤其是礼部官员意味着什么。这便是1637年福建儒生巡抚施邦耀发布下面告示的动机之所在。现摘录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