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本体”、“回到……本身”都曾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口号。其主要含义大约有二：(1) 清除长期以来“左”倾思潮强加给文学的种种僵化的教条，如唯阶级斗争论；(2) 恢复文学作为个体性活动的本来面目，请“神”返回人间，让“鬼”恢复人形。我所谓的“进入本体”、“回到本身”当然是这一尚未完成的课题的继续，但又不止于这两层含义。在我看来，如何恢复文学作为个体性活动的“本来面目”，进入文学的所谓“本体”还只是一种比较抽象的理想，归根结底，任何历史形态的存在其实也并不会有一个什么纯客观的“本来”、一个纯客观的内在的“本体”；所谓“回”与“入”不过是在不受到其他非文学压力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接近事实的阐释罢了，对“本体”和“本身”的阐释也不会只有一个，站在不同的观察角度就会得到不同的阐释，于是，本体或本身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面。相对来说，中国新诗的不成型特征会让我们单一的观察陷入窘境，比较接近事实的策略应当是多重观察的“视界融合”。进入新诗本体和回到新诗本身都意味着从多种文化的价值标准出发来“恢复”新诗固有的“立体特征”。我们要紧紧依托诗的文体特征，主要从新诗自身的语言编码和文化编码入手(而主要不是从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入手)来探讨诗的历史存在。这并不是否认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而是说，所有外在的社会文化概念只有在经过了诗这一特定艺术形式的接纳、融解和重新编制以后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有研究的必要，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就产生了我们所谓的新诗自身的语言编码和文化编码。

比如，我们在评论中国新诗时常用“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我们暂不卷入诗歌中究竟有无现实主义这种论争，仅仅就中国左翼革命诗人所宣扬的“理想”型现实主义来看，就分明与西方诗歌不大一致。在西方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主要在于对个人情感的某种节制、压抑，换之以一种客观的叙述语调，冷静地看待人生世事，如法国的巴那斯派和英国的维多利亚诗风,“理想”正是这种现实主义所拒斥的；我们又曾把某些初期白话新诗称为“现实主义”，但显而易见，那些初期白话诗人绝无西方诗人式的自觉的冷静，没有把冷静、客观作为一种个性化的生命态度。这都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这都说明了中国新诗自有其特定的“语码”，外来的概念往往与这些“语码”很不相同，概念经过了编制，经过了调整。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新诗，是从若干的概念出发呢，还是从新诗自身的语码出发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必须适当转换我们的研究态度。

进入新诗本体既是一种研究态度的转换，同时又展开了一片宽广的学术境域，等待我们探索和阐释的东西很多：

新诗在中国诗歌史中的生成。

新诗内在的发展动力。

新诗的分流与整合。

新诗的“诗”学内涵。

新诗诗学追求与艺术创作之关系。

新诗的形式意识。

…………

我试图完成其中的一部分，很小的部分。

本书可能也仅仅是“走向”而已。

我认为，进入“本体研究”有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性环节，这就是，在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我们诗歌的“传统”究竟都体现出了哪些意义——不是诗歌之外的历史政治具有哪些“要求”，而是诗歌本身的传统发生了怎样的变异——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关于“进入新诗本体”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