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想提出的一点，即我们的这种古今联系的寻觅最好不要给人留下一种自我“辩诬”的印象，更不应该落入接受/否定的简单思维，甚至在不知不觉中遗忘了对中国新诗发展诸多“问题”本身的探究。实际上，关于中国新诗存在的合法性，我们既不需要以古典诗歌“传统”的存在来加以“证明”，也不能以这一“传统”的丧失来“证伪”，这就好像西方诗歌的艺术经验之于我们的关系一样。中国新诗的合法性只能由它自己的艺术实践来自我表达。这正如王富仁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经过中国近、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头脑之后不是像经过传送带传送过来的一堆煤一样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们也不是装配工，只是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装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机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创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种人的创造物，中国近、现、当代文化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从它的来源上予以确定，因而只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无法对它自身的独立性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王富仁：《对一种研究模式的置疑》，载《佛山大学学报》，1996（1）。这启发我们,“传统”的诗歌史意义并不一定如我们理解的那样充满对抗色彩，或者说它本来就只是一种诗歌元素之一。在历史发展的某些紧张时刻，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传统”的焦虑，然而，在整个诗歌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我们却更多地发现“传统”仅仅是作为个人诗歌选择元素的一种“温和”的存在，对比台湾诗歌的历史，这一表现就相当突出，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台湾诗坛上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西化/传统之争，然而，论争的双方都各自在自己的理解中发展着，也调整着,“传统”的余光中诗歌发展了，而“西化”的洛夫也改变了自己，到今天，台湾诗坛似乎已经相当成熟——至少他们已经无须在“传统”的论战中来发展自我了。

既然“传统”仅仅是诗歌创作资源的一种元素，那么“传统”也就不是我们今天用来确立诗歌合法性的价值尺度，我们提出中国新诗并没有脱离中国古典诗歌传统这一现象并不是为了阐述中国古典诗歌模式的永恒的魅力，而是借此说明中国新诗从未“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权”这一事实。中国新诗，它依然是中国的诗人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中获得的人生感悟的表达，在这样一个共同的生存空间里，古今诗歌的某些相似性恰恰是人生遭遇与心灵结构相似性的自然产物，中国诗人就是在“自己的”空间中发言，说着在自己的人生世界里应该说的话，他们并没有因为与西方世界的交流而从此“进入”到了西方，或者说书写着西方诗歌的中国版本。即便是穆旦这样的诗人，无论他怎样在理性上表达对古代传统的拒绝，也无论我们寻觅到多少穆旦诗歌与西方诗歌的相似性，也无法回避穆旦终究是阐发着“中国的”人生经验这一至关重要的现实，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地承认这一现实，那么甚至也会发现,“反传统”的穆旦依然有着“传统”的痕迹，例如王毅所发现的《诗八首》与杜甫的《秋兴八首》之间的联系。

然而，问题显然还有另外的一方面，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新诗的独立价值恰恰又在于它能够从坚实凝固的“传统”中突围而出，建立起自己新的艺术形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单方向地证明古典诗歌“传统”在新诗中的存在无济于事，因为在根本的层面上，中国新诗的价值并不依靠这些古典的因素来确定，它只能依靠它自己，依靠它“前所未有”的艺术创造性。或者换句话说，问题最后的指向并不在中国新诗是否承袭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而在于它自己是否能够在“前所未有”的创造活动中开创一个新的“传统”。

当我们需要对整个中国新诗作出判断的时候，我们所依据的是整个中国诗歌历史的巨大背景，而如果结合这样的背景来加以分析，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新诗显然已经形成了区别于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系列特征，例如：

其一，追求创作主体的自由和独立。发表初期白话新诗最多的《新青年》在发刊词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近代文明特征”的第一条即是“人权说”。从胡适的《老鸦》、《你莫忘记》到郭沫若的《天狗》，包括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一直到胡风及七月派都是在不同的意义上演绎着主体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人对自我的强调已经与中国古典诗人对于“修养”的重视有了截然不同的内涵。

其二，创造出了一系列的凝结着诗人意志性感受的诗歌文本。也就是说，中国诗歌开始走出了“即景抒情”的传统模式，将更多的抽象性的意志化的东西作为自己的表现内容。与中国诗学“别材别趣”的传统相比较，其突破性的效果十分引人注目。这其中又有几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一是诗人内在的思想魅力得以呈现；二是诗人以主观的需要来把玩、揉搓客观物象；三是客观物象的幻觉化。

其三，自由的形式创造。“增多诗体”得以广泛实现，如引进西方的十四行诗、楼梯诗，对于民歌体的发掘和运用，以及散文诗的出现，戏剧体诗的尝试，等等。虽然在这些方面成就不一，但尝试本身却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在这方面，郭沫若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好些人认为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便是最无成绩的张本，我却不便同意。我要说一句诡辞：新诗没有建立出一种形式来，倒正是新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不定型正是诗歌的一种新型。”郭沫若：《开拓新诗歌的路》，见《郭沫若论创作》，5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显然，在这位新诗开拓者的心目当中,“不成型”的中国新诗恰恰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姿态，而“自由”则赋予现代诗人更大的创造空间，这，难道不就是一种宝贵的“传统”吗？与逐渐远去的中国古代诗歌比较，中国现代新诗的“传统”更具有流动性，也因此更具有某种生长性，在不断流动与不断生长之中，中国新诗尽管还有许多“问题”与“缺陷”，但的确已经从整体上呈现出了与历史形态的差异，这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指出的那样:“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和散文比较，诗的运气显然不佳。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魔难。”“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唯其人人写诗，诗也越发难写了。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觉醒者的彷徨，其后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便又别是一番天地。这真不可思议，也真蔚然大观了。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诗的成效不如散文，但是就‘现代’一名词而观，散文怕要落后多了。”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见《李健吾批评文集》，104、107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中国新诗的这一“传统”，分明还在为今天诗歌的发展提供种种的动力，当然，它也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