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学意义,还通过对中国现代诗人的主体创作机制的影响表现出来。这种影响又主要体现在诗人的人格修养及基本的创作心境两个方面。
诗人的人格修养是主体创作机制的重要基础。在这方面,当然不能忽视西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学对中国诗人所产生的影响,如郭沫若提出“人格比较圆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诗三札》,见《沫若文集》,第10卷,201页。。穆木天等人也重复过法国象征派的“纯诗”观念,但应当指出的是,西方近现代诗学对自我或者潜意识的这类内向性开掘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诗人人格修养的主要内容,即便是那些阐述西方诗学人格观的诗人也都同样醉心于中国传统诗学的兴发人格,对自然化的人格津津乐道。郭沫若对宗白华的心物感应说就颇为欣赏。穆木天说:“感情、情绪,是不能从生活的现实分离开的,那是由客观的现实所唤起的”穆木天:《诗歌与现实》,见《平凡集》,上海,新钟书局,1936。,最后还必须“彻底地,去克服我们的个人主义的感伤主义”穆木天:《建立民族革命的史诗问题》,载1939年6月《文艺阵地》第3卷第5期。。
兴发人格的基本内涵就是诗人在客观世界中强调自己情感的韵律,并不断求返诗人的内心世界,最终实现两者的协调一致,这样,一个弃滓存精、洗净铅华的自然化人格就形成了。
1920年《少年中国》上刊登的几篇诗论奠定了中国新诗人人格陶冶的基本思路。宗白华的《新诗略谈》认为,要养成“诗人人格”,除“读书穷理而外”,最重要的是“两种活动”:第一是“在自然中活动”,这是“前提”;第二是“在社会中活动”。宗白华:《新诗略谈》,载1920年2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康白情在《新诗底我见》中说,“养情”“有三件事可以做”:“在自然中活动”,“在社会中活动”,“常作艺术底鉴赏”。参见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载1920年3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两人的意见大同小异,都格外看重大自然的意义,至于把社会现象也作为重要的客观条件,则多少与现代人生存环境的新变有关(当然古人也有重视社会现象的)。这两条意见都突出了外物的本体性意义,而“读书穷理”和“艺术底鉴赏”也是自我体验、求返内在情绪节律的关键。两者的同步运行,就是兴发的基础,所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贾岛《二南密旨》)。
在中国现代诗论中,关于诗人的人格修养多有论述,但这里所阐述的主客观条件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梁宗岱认为:“诗人是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梁宗岱:《谈诗》,载1934年11月《人间世》第15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史的作者张秀中认为,诗人的修养包括“要穷究宇宙的奥蕴”,“在自然中活动”;“要透见人性的真相”,“在社会中活动”和“常作艺术的鉴赏”。参见张秀中:《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北京,海音书局,1929。值得一提的是,有些现代诗论较多地运用着西方近现代文艺思潮的术语,但从一个更宽泛或者说更根本的层次上看,又几乎都还是“兴”所要求的人格模式的投影,接受苏联无产阶级文艺观影响的诗论就是这样,比如臧克家在40年代提出,诗人深入生活时必须“和客观的事物结合”,“生活愈丰富,愈变化,所得的灵感也就愈多,愈频”。参见臧克家:《新诗常谈》(载1947年10月《文潮月刊》第3卷第6期)、《谈灵感》(载1942年10月《文艺杂志》第6卷第6期)。
一个自然化的人格,一副纯净无私与客观世界息息相通的胸怀,当它面对大千世界,最纤细最微弱的信息都会汹涌而来,不可遏制,诗情在这时候开始酝酿,开始涌动,开始生成,这属于诗歌创作的基本心境。自然化的人格在诗的生成之际,仍然需要继续保持那种收敛心性的“自然化”状态,提神太虚、凝神静气地体察外物的生命韵致,这时候,过分锋利的个性棱角会破坏外物的完整,过分亢奋的热情会模糊诗人的耳目。“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文镜秘府论》)康白情认为新诗创造的第一步是“无意”地去宇宙里选意。参见康白情:《新诗底我见》,载1920年2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冰心认为:“冷静的心,/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繁星·五七》)林徽因的“灵感”显然也只能在这种冷静中产生:“是你,是花,是梦,打这儿过,/此刻像风在摇动着我;/告诉日子重叠盘盘的山窝;/清泉潺潺流动转狂放的河。”(《灵感》)宗白华曾细腻而生动地描述过他的《流云小诗》的创作心境:
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我的《流云小诗》,多半是在这样的心情中写出的。宗白华:《我和诗》,见《美学与意境》,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就在这样的人格修养与创作心境当中,“世界和我们中间的帷幕永远揭开了。如归故乡一样,我们恢复了宇宙底普遍完整的景象,或者可以说,回到宇宙底亲切的跟前或怀里,并且不仅是醉与梦中闪电似的邂逅,而是随时随地意识地体验到的现实了。”“一线阳光,一片飞花,空气底最轻微的动荡,和我们眼前无量数的重大或幽微的事物与现象,无不时时刻刻在影响我们底精神生活,和提醒我们和宇宙底关系。”梁宗岱:《象征主义》,载1934年4月《文学季刊》第2期。
一些新诗作品就是在这样的心境和状态中产生了出来。
从史的发生到作品的生产,兴的意义都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