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化”是在与“物态化”相对应的意义上加以定义的。

西方文艺思想的奠基人柏拉图曾经非常矛盾地表述了他的“诗说”，他以“理性”的鞭子把诗人赶出了“理想国”，却又满怀深情地述说着诗歌运思的迷狂状态：诗神“凭附到一个温柔贞洁的心灵，感发它，引它到兴高采烈神飞色舞的境界”［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1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柏拉图是自我矛盾的，但我们也看到，无论是矛盾的哪一面都强调了这样一个观念，诗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回归和品味，而是对某种超越性的意识形态的表达，或者是“理性”，或者是神的意志。理性自然是自我意识强化的产物，而所谓神的意志也不得不经常由个人的自我意志来表达。于是，这互有矛盾的东西又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并最终构成了诗人追求自我意志的最早根据，诗人的意志化贯穿了西方诗歌创作发展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整个西方诗歌史，是“意志化”思维模式主导一切、操纵一切的历史。中世纪的神学无疑也以效忠上帝的形式凸现了“意志”的作用，在这一观念中，对客观世界的亲近就是对上帝的亵渎。18世纪后期的感伤主义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似乎是打开了一扇通向自然的门扉，但自然还是自然，西方诗歌并无放弃个性、返回自然乃至“物态化”的打算。“因为他们，像康德一样，认为纯然感受外物是不足的，真正的认识论必须包括诗人的想象进入本体世界的思索，必须挣扎由眼前的物理世界跃入(抽象的)形而上的世界。”叶维廉：《中西诗歌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见《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112页。浪漫主义诗歌的基本特征是诗人对客观自然的不断解说、明辨，不断追问它们何以如此存在,“意志化”依旧处于统摄地位。现代西方，与哲学上一系列“反传统”的观念调整相适应，以象征主义为先驱，开拓了诗歌艺术的新境界，这种艺术思维用奥逊(Charles Olson)和克尔里(Robert Creeley)的话来说即是“在创作的瞬间物象的发生……可以、应该、必须按它们在其中发生时的原原本本的情况去处理，而非经过任何外来的观念或先入为主的概念”转引自叶维廉：《语法与表现：中国古典诗与英美现代诗美学的汇通》，见《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71页。。但是，所有这些“原原本本”的物象却并不就是客观事物的原真状态，而是经过了诗人主观意志“陌生化”处理的东西。庞德(EPound)对“意象”的界定是:“意象”不是一种图象式的重现，而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现代诗作为“理智与感情的复杂经验”的展示，其意志化的特征依然是彰明较著的。自我意识并没有在艾略特的“非个人化”中泯灭，它倒是经过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语言革命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总而言之，西方从诗学理论到诗歌创作都始终保持着对诗人主观意志的肯定和推重。在他们看来，诗人主体的意志性高于一切，客观外物是被操纵被否定被超越的对象；诗应当成为诗人从自我出发，对世界的某种认识和理解；艺术的世界是一个为自我意识所浸染的世界；诗人们着力于自然的“人化”而不是自我的“物化”，所有这些，都属于西方诗歌的意志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