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样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新诗的意志化趋向，因为，对西方诗歌的大规模译介、对印欧语法规范的借鉴、外来语的引入，以及存在于这些文学现象背后的无法拒绝的“西学东渐”，都不断给中国诗人注入了异域的文化观念，提供了崭新的艺术样本，这都是西方诗歌意志化精神移向中国的社会文化基础。

归纳起来，中国现代新诗的意志化趋向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纯粹自我的情绪开始成为一些诗歌描摹的对象。从理论上看，不少诗人都宣扬过诗的“自我表现”说，诸如“诗是个性的自我——个人的心灵的总和——一种在语言文字上”“没条件及限制的表现”俞平伯：《诗的自由与普遍》，载1937年1月《文学》第8卷第1期。，诸如“文艺是出于自我的表现”,“抒情诗是情绪的直写”郭沫若：《文艺论集·论节奏》，见《沫若文集》，第10卷，225页。。从创作上看，则有郭沫若《天狗》式的自我扩张，有殷夫《让死的死去吧!》式的坚定信念，也有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式的激情……中国现代新诗对自我内在情绪的追踪也最终建立了它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的深刻联系，虽然比较完整的浪漫主义精神仅仅只在五四的《女神》中一晃而过，但这一诗潮的各个侧面却始终显示在整个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在早期革命诗歌里，我们目睹了个人意志力的主导支配地位，在七月派诗歌中，我们领略了主观战斗精神的风采，在九叶派诗人的创作中，我们又发现了生命追求的顽强毅力。

其次，比较抽象的意念也出现在了一些诗歌作品中。比如刘大白曾把“淘汰”这一进化规律写得活灵活现(《淘汰来了》)，饶孟侃沿街叫卖自己的“灵魂”(《叫卖》)，闻一多把心灵深处的民族意识渲染得浓密而绚烂(《一个观念》)，李金发生动地表现了“希望”与“怜悯”这两种心理类别(《希望与怜悯》)，杭约赫细述人类“神话”的历史意义(《神话》)，穆旦剖析着历史传统与现实人生的复杂关系(《裂纹》)。

对抽象意念的关注是诗人自我意识日趋健全、以“意志化”的探索叩击世界、追问人生的必然结果，它显然突破了天人合一、情随物转的诗歌艺术模式，为中国现代诗歌提供了最新异的“反传统”的思维途径。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就具有明确的“反传统”意图，比如穆旦多次谈到“受旧诗词的影响大了对创作新诗不利”转引自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20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而他本人的创作就是一种“几近于抽象的隐喻似的抒情”唐湜：《忆诗人穆旦》，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53页。。

再次，客观世界成为创作主体调理、操纵的对象，这是追踪内在情绪、表达抽象意念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现代新诗中，调理客观世界的方式又表现有三：

其一是削减客观形象，直接呈现主观意识。如初期白话新诗，郭沫若的《女神》，徐志摩的初期创作及新月派的部分诗歌，早期革命诗歌及中国诗歌会的一些作品，臧克家、艾青的一些作品。

其二是主体介入、干预客观世界。如艾青笔下的大都会巴黎：

巴黎

你是健强的!

你火焰冲天所发出的磁力

吸引了全世界上

各个国度的各个种族的人们，

怀着冒险的心理

奔向你

去爱你吻你

或者恨你到透骨!

——你不知道

我是从怎样的遥远的草堆里

跳出，

朝向你

伸出了我震颤的臂

而鞭策了自己

直到使我深深的受苦!

——《巴黎》

在对巴黎的表现中，诗人投入了一个东方青年特有的复杂情感和评价，诗歌就是巴黎这一客观世界与诗人主观意志猛烈冲撞的结果。没有主观意志的介入干预，就不可能对巴黎作出崭新的评说。来自西方诗学的调理、解说式运思使中国新诗超越了外物原生形态的束缚，为“意志化”的驰骋开拓了广阔的空间。类似的作品还有闻一多的《太阳吟》、蒲风的《生活》、田间的《森林》、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穆旦的《旗》等。

其三是客观物象完全属于诗人主观幻觉的产物。如郭沫若的“凤凰”(《凤凰涅槃》)、“天狗”(《天狗》)，徐志摩的“瞎马”(《为要寻一颗明星》)，闻一多的女鬼(《夜歌》)，戴望舒的祖国之躯(《我用残损的手掌》)，穆旦的野兽(《野兽》)等。

最后，选择、确立了新的诗歌表现模式，特别是从小说、戏剧的表现形式中获得启示，并把它运用到新诗创作之中。其中，应用得最多也较有成就的是“戏剧道白”，即诗歌模拟戏剧艺术的独白或对白，从一个新的方向展示诗人意识的诸多侧面。沈玄庐五四时的《“姓甚”》是最早的戏剧道白诗之一，它通过诗人和“他”关于姓氏的一段对白，挖掘了姓氏文化中所显示的男女不平等观念；闻一多的《天安门》则采用了一种独白的方式，借一位拉车人的市井语言表现了反动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白色恐怖，而拉车人特有的粗俗的充满市民价值观念的道白又把这一历史事件所产生的复杂社会效应展示得淋漓尽致，耐人寻味；卞之琳的《奈何》是诗人“黄昏和一个人的对话”，对话归结到“要干什么呢?”“到哪儿去好呢?”诗人不知，对话者亦不知，其中的人生无奈之叹很耐人咀嚼。

戏剧道白的表现形式就其诗学渊源而言，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有密切的关系。戏剧道白曾经是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重要艺术形式，它使叙述者能够站在一个相对超脱的立场上，借助发话者与回话者对某一人生事件的不同态度，在彼此的差异所形成的碰撞当中呈现人生意蕴的复杂性。如果我们考虑到“对话”本身就是人对于世界的存在方式，那么这一表现模式的哲学意义就更加明显了。所有这一类的复杂的艺术选择，均属于“意志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