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态化”是中国现代新诗的民族根性,“意志化”又是西学东渐时代的必然趋向。在中国新诗运动中，这两种文化追求盘错在一起，彼此矛盾、消长，形成了中国现代新诗在文化特征上的复杂性。这样，意志化和物态化都不可能再完整地显示自己固有的价值取向，它们在与对方的碰撞当中彼此消耗、削弱，而双方在一定角度上的相似性又促成了它们有趣的“融合”。

意志化的锋芒不断受到物态化需要的包裹、消化，失去了向西方诗学的深层系统作进一步推进的可能。我们看到，尽管中国现代新诗曾史无前例地关注了纯个人的情绪，甚至也表现过抽象形态的主观意念，但是这些关注和表现最终也只是在一个相对浅近的表层上展示，又以一般性的描绘居多，而真正向下开掘进去的意志化思索却较少。这样，无论是个人情绪的波澜还是抽象形态的意念都始终没有与最深厚的生命本体的幽邃世界贯通起来，生命自身的意义从来没有被怀疑，被重新估量(显然，中国诗学背后的儒道释生命观阻断了这样的思维途径)。在接受了意志化影响的中国新诗里，表现人生的痛苦但大多纳入了实际生活的感伤，如胡也频《如死神蹑脚在脑后》；勾勒自我形象但并无深刻的自省，如李金发《题自写像》；描绘主观想象但依旧是现实情感的映射，如王独清《哀歌》、戴望舒《雨巷》；抒写人生的终极理想但显得较为空疏、轻飘，如袁勃《真理的船》。

意志化的追求也在物态化理想的涌动中显得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它没有能够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造成那种强劲的贯穿始终的影响，我们也很难发现多少乐此不疲的探索者。意志化思维方式的诸多侧面倒是被各不相同的诗人以各不相同的面貌显示着。部分早期新诗、部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及大多数的九叶派诗歌体现了对抽象意念的重视；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蒋光慈、殷夫等人的部分早期革命诗歌又对个人情绪假以青眼；而在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那里情况又另有不同，从总体上讲，他们在新诗史上的意义主要是开启了一条返回传统的道路，但在一些具体的作品中，仍可不时发现“意志化”的痕迹。《志摩的诗》和《红烛》都有过“火”气，留下了自我内在情绪的灼印，闻一多即便在自我克制的“死水”时期也并没有真正放弃个人顽强的意志力，从而构成了新诗史上罕见的张力现象。其他如李金发，心理失衡让他不时偏向意志化的一侧，戴望舒后期创作“走向现实”，也走向了对个人情绪的新觉识。

与之同时，物态化虽然是中国新诗渊源深厚的文化追求，但面对西方诗歌“意志化”浪潮此伏彼起的拍击，它也不大可能保持自己的完整形态。物态化的追求并不如它在中国古典诗歌史里那样圆融、悠游自在。与意志化趋向的支离破碎、缺乏连贯相对应，中国新诗的物态化追求也摇摆游离。在整体上，它受到了进入中国诗坛的经久不息的西方浪漫诗潮的干扰，不时偏向自我抒怀的一侧；在具体的创作实践里，纷扰喧嚣的现代生存环境又不断提醒诗人,“以物观物”的诗学理想毕竟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为了适应变化着的时代的需要，诗歌物态化思维的具体手段也不得不一再调整，比如，在浪漫主义诗歌美学的渗透下，郭沫若、艾青、穆旦等人的一些诗歌创作就不是单纯的“体物写志”了，其中的自我宣泄味道是很浓的。

中国现代新诗物态化与意志化追求的“融合”向来就是深孚人心的理想。显然，如果融合真能成功，将给那些还踯躅于文化冲突之歧路上的人们莫大的安慰和鼓舞!但是，文化的融合又包含着多少复杂的程序呢，对于“文化中”的我们来说，要清晰地辨明它们之间的相通与相异、相生与相克，谈何容易!“文化”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极难跨越的陷阱吧。我当然不能宣判“文化中”就等于“陷阱中”，但是，这种主观愿望与冷峻现实的巨大差距无疑是存在的。于是乎，我们所谓的两种文化在“相似性”基础上的融合又必然暗含着种种的“误读”。

中国现代诗人就是在“误读”当中融合中西诗歌的文化追求的。

融合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

前面我们谈到，象征与兴曾被中国现代诗人相提并论，这事实上代表了中国现代新诗文化融合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即是将中国古典诗歌的物态化理想与西方20世纪前后在意志化道路上的某些新变打通了。一些中国现代诗人(特别是象征派、现代派诗人)感到西方象征主义以降的诗学选择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观物取象方式两两相似。于是，从20年代中期直至30年代末，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一场有声有色的融合运动展开了。在以后的论述中，我们还将分析这场运动在诗歌史及作家个人那里所形成的影响。总而言之，这种融合是把物态化的典型形态与意志化的变异形态相互连接。

此外，还有一种融合方式经常被我们忽略，那就是把物态化的初级形态或变异形态与意志化的典型形态相互连接。

我们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民族文化特质概括为“物态化”，这主要是取着与西方诗歌相甄别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但与之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古典诗歌本身也是五彩纷呈、形态各异的，它也还存在着发生、发展、成熟以及变异等各种历史阶段，物态化追求的典型形态主要还是出现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成熟时期，即大体上是从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在此之前的一些诗歌如屈骚就属于“初级形态”，以后的宋诗则属于“变异形态”，此外，也还存在与以上诸类文人创作所不相同的“民间形态”，以古典民歌民谣为代表。这些物态化程度不太充分的诗歌在某些方面倒是与西方的意志化追求略略相似。例如屈骚也在某种程度上突出了诗人的自我，表现了人对客观环境的操纵，宋诗则留下了某些理性思索的痕迹。当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在中国现代诗人面前时，毫不奇怪地就将出现文化融合的选择，中国现代诗人有可能把这些物态化程度不太充分的诗歌作为他们接受西方诗歌文化的内在支撑。例如，一些初期白话诗人曾同时推重宋诗和西方诗歌，郭沫若把屈骚和西方浪漫主义相互说明，一些左翼诗人则将西方的无产阶级诗歌与民歌民谣并举。

那么，这样的融合又产生了哪些新的问题呢?

我认为，所有这些中西融合都给中国现代新诗的文化面貌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它启示我们，仅仅在中西两大诗歌典型形态的比较中认识中国新诗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到中国古典诗歌史的内部，同时也深入到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内部，更仔细地观察其中各个历史形态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以及这些历史形态又与西方诗歌文化构成了怎样的关系。

这便带来了我们下一章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