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唐诗宋词的生命态度和艺术理想在现代诗歌的艺术自觉中继续存在，但这种存在却有它无法逃避的尴尬，它不得不随时面对外来的入侵，面对完全异质状态的西方诗歌的挑战，它已经失却了历史本来所有的自足性和稳定性，在现代生存的众声喧哗中，它必然是摇摆的，甚至不得不是隐匿的，它更像是一段欲了而未了的情，一个美丽而飘忽的梦，中国现代诗人很难严格按照魏晋唐诗宋词的模式来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了。

西方诗歌文化的渗透尤其不能忽略。

不错，新月派、象征派与现代派似乎都是在学习西方的近现代诗歌的过程中返回了自己的古典传统，西方的诗歌总是鼓励他们在“一见如故”之时更大胆地侧重于传统诗风的继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西方诗歌(包括巴那斯主义、象征主义等)毕竟还是属于另一文化系统的东西，它一旦被纳入到中国诗歌体系就不会在短时期内被融解消化，作为西方诗文化的符号，它还会顽固地散发信息，传播自身的影响。这些域外信息与现代中国的时代氛围(突破封闭、建立于广泛的世界联系基础上的动荡、喧嚣的生存环境)结合起来，为中国传统诗歌精神在现代的生长设置了重重障碍，干扰甚至破坏了人们建设着的古典的“物化”意境。

物我和谐的生命态度是否就真的能够取消现代人的意志力呢?我认为是有困难的。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就不时呈现出这样的矛盾：一方面竭力弥合传统的审美理想，另一方面却又涌现出一系列的怀疑与困惑，如《红烛》、《雨夜》、《睡者》、《春光》、《静夜》等，闻一多既为来自西方的顽强的生命意识所鼓动，又具有敏锐而真诚的社会感受能力，多重诗文化观念的冲撞使他难以平衡，以至于放弃了诗歌创作。

另外一些诗人，他们虽然也醉心于晚唐两宋诗歌客观、无我的“浑融”之境，但他们似乎并不总能做到“物我两忘”，他们笔下的现代意境也不都是圆润和谐的。对于自我，戴望舒时而设想,“为人之大道全在懵懂，/最好不求甚解，单是望望，/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阳”，但忽然又克制不住生命的冲动,“或是我将变一颗奇异的彗星，/在太空中欲止即止，欲行即行，/让人算不出轨迹，瞧不透道理，/然后把太阳敲成碎火，把地球撞成泥”(《赠克木》)，他还是不能“忘我”!卞之琳的《西长安街》似竭力渲染北京古城特有的清淡和宁静，把生命凝固在一片古老的安详中，但字里行间却不断跃出骑兵队、司令部、枪声等动荡时代的意象，最后，还是按捺不住生命的冲动，道一声:“朋友，我们不要学老人，/谈谈话儿吧。……”物我合一的意境就这样被瓦解了。

既然包括现代派在内的一些中国诗人都直觉到了传统意境理想在现代社会的不稳定，那么，这一“艺术自觉”所设立的目标就不能不说面临危机了。在现代派诗歌创作后期，艺术的尴尬终于来到，相当多的现代派诗人文思枯竭，难有新鲜之作，这说明，现代生活已经不能为他们过于“纯粹”的艺术提供养料了。中国新诗的“艺术自觉”应该也必须从传统的“自觉”模式中挣脱出来，从中国传统语言和传统美学所挟持的“纯粹”里脱身，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柯可在当时所呼吁的:“诗僵化，以过于文明故，必有野蛮大力来始能抗此数千年传统之重压而更进。”柯可：《杂论新诗》，载1937年1月《新诗》第2卷第4期。

响应这一呼吁的是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七月派，是他们超越“纯粹”，实现了“反传统”的新的艺术理想。九叶派、七月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诗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形态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