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胡适：《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

“反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基本趋向之一。对于日渐衰萎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初期白话新诗可谓是逆子贰臣；对于20年代前期的中国式的浪漫主义传统，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革命诗歌则大行否定批判之道；对于20年代到30年代的所谓感伤主义余风，40年代九叶诗人和七月诗人的反叛意识也显得特别的强烈。中国现代新诗从诞生、发展到成熟，始终响彻着反传统的呼声。

中国新诗的“反传统”常常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如胡适首开风气的“尝试”之于英美意象派，革命诗歌之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九叶派、七月派之于叶芝、艾略特等人的20世纪诗风或者西方浪漫主义等。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没有外来文化的启示和激励，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将难以发生。但是，作为中国语言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中国新诗，它对传统的所有背离行为终究还是在“传统”之中进行的，剔除、删减了某些传统，又组合运用另外一些传统，并且继续形成着属于中国诗歌文化的新的传统，外来文化的刺激和影响最终也还是要通过“传统”语言、“传统”心理的涵养和接受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反传统”永远不等于两种文化的简单碰撞与冲突，它的实质是对“传统”的再发现、再认识和再结构。当然，外来文化也会影响着这种“发现”、“认识”和“结构”的具体方式及其深度。

于是，我认为，要深入剖析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趋向，就不能继续停留在与外来诗潮的种种联系之上，而要进一步地向下挖掘，探讨这些“叛逆”之所以发生的自我根源，总结它们是在何种层面上展开的，对我们传统的诗文化作了何种方向的改造，又有何种程度的保留。“反传统”恰恰需要我们新的民族文化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