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的反传统能否获得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支持，或者说，在中国古典诗歌几千年发展所形成的“传统”中是不是存在着自我否定、自我反拨的文化原型，这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因为，如果不存在这样的原型，中国新诗接受异质文化也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基础，失去了“叛离”所要求的基本的心理承受能力。

我认为，宋诗就是存在于传统之中的“反传统”原型。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是在中国“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中成长定型的，随着中国文化去粗取精、多元而一元地走向成熟，中国古典诗歌也由先秦的“自由”转向晋唐的“自觉”。这个转向，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个体自由的逐渐削弱和淡化，意味着自我物态化、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的精纯和完善。特别是晚唐五代及两宋的词作，更是从生命追求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将这“大一统”的诗学意境推向了峰巅。当然，所有这些艺术成就都是在“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中实现的，如果社会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没有自我否定的趋向，如果诗人的个性继续消退，而它所浸染着的物化境界本身又不可能出现更多的更复杂的变化，那么成熟也就包含着深刻的危机了。晚唐五代及两宋词(特别是慢词)终究沦入了空疏、浮糜的绝境。魏晋唐诗宋词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典型形态，包括它的兴盛与危机。

与晋唐诗、也与同代词(以慢词为主流)的美学艺术追求颇不相同，宋诗有意识地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反传统”的新路，所谓苏黄一出，沧海横流，唐风尽变，唐宋诗界限判断始分。我认为，宋诗的“新变”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认识。

政治上浓厚的道德观念。这是后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独特话语。盛唐可谓是前期封建社会的繁荣期，蒸蒸日上的国势酝酿着开明的政治观念，诗，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话语也呈现出一种开阔的政治胸怀,“登高壮观天地间”，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仕与隐，进与退,“修齐”与“治平”各得其所，取舍由人。有宋一代转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僚体制优势耗尽，积贫积弱。南渡之后，更是南北辐裂，中原易主，泰山压卵。在没有新的政治文化引入之前，人们似乎更愿意竭力维护儒家道统观念的统治地位，希望通过强化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力挽狂澜。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诗人皆终生沉浮于宦海之中，他们都把文学创作活动与政治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明道致用，诗派与理学结盟，诗歌带有较多的说教意味，又都对偏离儒家道统轨道的晚唐五代文风大加鞭挞。杜甫“奉儒守官”的一面成为宋代诗人人生与艺术的榜样,“子美集开诗世界”(王禹偁《日长简仲咸》)，其“仁政爱民”的政治理想和深广的社会责任感都一再激荡在宋代诗人的心中。

文化上鲜明的理性意识。儒释道多种文化体系在宋代相互参融、渗透，理学予儒家的性命道德之学以佛老式的思辨特征，佛老之玄学思辨极大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从庆历到元祐，经世致用的理性思潮在政治变革失败后演变为自觉的理性反省，重在治心养气，格物致知。这也表现在了诗歌创作之中。如果说盛唐传统是蓬勃向上，豪情奔放，充满青春与朝气，那么宋诗则已进入到历史的反思阶段，充满思辨色彩，它不以现实图画见长，而把摹写生活图画提高为剔抉解剖生活，把描绘人生提高为探索思考人生，表现人格修养。宋代诗人倾向于从世事万物中玄思天地造化，相信“一一事中，理皆全遍”，时时透出睿智的哲学风范。例如苏轼在流连山水之余，还不忘理性的证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人生观上的沧桑体验。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这一体制内在活力的丧失，长时期积聚起来的矛盾再难掩盖，也没有解决的途径。在高度严密化的政治秩序里，在内忧外患、风云动荡的催迫下，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失却了进取的信心和能力，更多地浸泡在世事无常、命运堪忧的嗟叹当中，政治上执着的道统观念倒越发将人推进理想与现实相分离的尴尬境地，从而加深了人生如梦的悲剧性体验。盛唐气象是明快欢畅的，即便忧伤，也属于少年式的空灵的感伤；宋代诗歌则凝重沉郁，思虑重重。苏轼喟叹“嗟予潦倒无归日，今汝蹉跎已半生”(《侄安节远来夜坐三首》)，黄庭坚“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陈师道“花絮随风尽，欢娱过眼空”(《夏日书事》)。有评论家说得好，在宋诗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老境”背后,“是一种人世沧桑的凄凉和强歌无欢的沉郁”张毅：《对理趣与老境美的追求》，载《南开学报》，1992（2）。。

艺术观上的革新精神。随着一系列政治观、人生观、文化观的改变，宋代的诗歌艺术已经建立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层面之上，同晋唐的诗歌传统比较，它洋溢着强烈的革新精神。宋代文学素以“诗文革新”为口号，黄庭坚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苕溪渔隐丛话》)关于宋革唐风的种种特征，前人曾作了多方面的归纳，如云:“唐人豪迈者，宋人欲变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涩；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矫之以艰辛；唐人藻丽者，宋人欲还之以朴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以书卷；唐人酣畅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约；唐人多炼实字，宋人兼炼虚字。”(陈祥耀《宋诗话》)林林总总的概括之中，我认为最首要的还是所谓的“以文为诗”，即打破晋唐诗歌物我涵化、含蓄蕴藉的美学规范，反对传统竭力营造“纯诗”境界的路数，用散文化的方式创造诗歌，广泛采用叙述性、议论性的语句；同时抛弃传统语言留空白、求意会的氤氲氛围，刻意突出语词本身艰硬的难以回避的表达效果，造拗句，押险韵，寻典故,“点石成金”,“脱胎换骨”,“以腐朽为神奇”。

宋诗的这一系列思想艺术追求，都是与晋唐传统很不一致的，属于另一重天地。如果我们从文化哲学的高度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总结，把这些思想艺术潜在的文化取向加以扩张、放大，那么就更可见出它们与晋唐传统的深刻差别了。政治观念上的儒释道兼容，人生观念上的享受生命，文化观念上的感性思维，以及艺术观念上的纯诗追求，这都使得晋唐诗歌比较容易地淡化“自我”，进入“物化”的意境，从而在世界诗歌史上放射出最具有民族色彩的光芒；而宋诗的诸种趋向却显然是扩大了个人的意志力和思想的辐射力，述说个人的社会人生感慨，将自我带离可亲可近的客观世界，转而在人类文化的创造物中寻求语言的信息。由此，物态化的意境理想遇到了困难，面临着危机。

如果我们承认晋唐诗歌的物化境界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最典型的形态，那么，宋诗对这一境界的某些偏离则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十分难得的“反传统”力量，宋诗便是存在于传统之中的“反传统”文化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