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诗从它与传统诗歌对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暗含了同“反传统”的宋诗建立起千丝万缕联系的可能。宋诗作为反传统的文化原型很可能在一定的气候下复活，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真正对中国现代新诗构成巨大历史压力的显然不是所有的中国古典诗歌。明清没落期的衰弱的中国古诗不大可能成为中国新诗发展的绊脚石，因为在这个时候，传统艺术的黯淡无光倒恰恰证明了开拓前进的必要性，并且赋予中国诗人莫大的自信心和优越感；能够对稚嫩的新生的艺术造成巨大威慑的是古典艺术的极盛期，是在它的思想和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散发出无穷魅力的时代，它的存在、它的辉煌都时刻反衬出新生力量的羸弱、渺小和粗陋。如前文所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典型形态是晋唐诗歌，所以，与中国现代新诗形成历史对抗的“传统”元素正存在于晋唐。中国新诗要摆脱古典诗歌的束缚，建立新的富有时代精神的美学理想，就必然要突破晋唐传统的艺术模式，包括自我物化、天人合一等内容自然都得“价值重估”。宋诗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为现代新诗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诗学取向。

同时，在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外来渊源的西方诗歌那里，最特异且最显著地区别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理想也是非意境、非物化，追求诗人自我坚强的“意志性”力量，以强烈的主观感情来感受、评价世界。于是，宋诗又与外来的诗歌理想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让人似曾相识，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凡此种种，都为宋诗作为文化原型在现代的复活，为它的艺术趋向获得新诗“反传统”主义的认同，也为外来诗学的本土移植奠定了基础。

我曾经强调说:五四诗歌的发生与西方诗歌的译介关系紧密，胡适“开纪元”的《关不住了！》就是一首颇具西方色彩的译作，至于中国现代诗人主动地自觉地接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则是从新月派开始的。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但这是不是说初期白话诗人就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毫无关系了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说初期白话新诗与中国诗歌“物态化”理想的典型差距很大，但却不能认为它们可以随意挣脱整个古典诗歌传统，更不能说它们的“尝试”是在毫无内在支点的情况下凭空进行的。事实上，当时的一些白话诗人就有意识地从中国古典诗歌的演变过程中寻找变革的基因了。他们相信，中国诗歌的演变规律是由禁锢到开放，由束缚到自由，至宋元就已经出现了白话。胡适说:“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更近于说话。”“宋朝的大诗人的绝大贡献，只在打破了六朝以来的声律的束缚，努力造成一种近于说话的诗体。”并十分明确地指出:“我那时的主张颇受了读宋诗的影响。”胡适：《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8页。尽管胡适的这些思想在某些继续主张“纯诗”化的后人那里曾招来了不少指摘，尽管我们也不能说所有“反传统”的现代诗人都接受了这种理论，但是，在历史新纪元的起点，一位“首开风气”者的文化心态，却不能不说是很有一种深刻的典型性的，因为，正是在继往开来的历史转折期，在面对瓦砾与废墟的抉择里，民族文化心理总可以无所顾忌地袒露出来，它还来不及也不必裹上太多的时代包装。我认为，胡适从历史里剔抉未来，向传统索取发展的养料，这恰恰显示了中国文人源远流长的“复古明道”心理。由于新文学建设的急迫性，白话诗草创期的艰难性，胡适不得不特别突出他的“白话文学史”观，特别证明其“尝试”的正统性；而在此之后，诗人跨过了历史转折的门槛，解除了部分的历史包袱，因此类似的民族心理往往也下沉到一个更深的层次。不过，原型毕竟是原型，在汉语言文化的特定氛围当中，它的复活就是艺术史的必然，并且也是意义深远的。

“作诗如作文”这是胡适对宋诗最直觉最朴素的阐释，也影响了他及其他初期白话诗人的“反传统”创作。如果我们把问题引向世界诗歌的广阔背景来加以分析，就得承认,“诗”与“文”的文体关系颇为复杂，浪漫主义之于古典主义是自由的、散文式的，诗律规则较为宽松，象征主义之于浪漫主义又是“纯诗”化的、音乐化的,“反传统”自然未必都是“作诗如作文”了。但是，在整个中国现代诗史上,“反传统”诗歌形态一般都倾向从“文”的体式中探求“诗”的新变，将散文化的叙述性语句引入诗的创作。柯可提出，散文诗、叙事诗和诗剧是现代诗歌特别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参见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载1937年1月《新诗》第4期。茅盾说:“从抒情到叙事”,“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茅盾：《叙事诗的前途》，载1937年2月《文学》第8卷第2号。。艾青提出:“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艾青：《诗的散文美》，见《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九叶诗人袁可嘉虽然不同意“散文化”的主张，但同样认为,“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不能说这些诗学取向都是从宋诗里引申出来的，但至少在“以文为诗”的选择上，古今诗歌的确是走到了一起，这都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宋诗原型所起的无形的作用。

理性化也是中国现代新诗反传统趋向的特征。“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新诗的开创人胡适之先生就提倡以诗说理,《尝试集》里说理诗似乎不少。俞平伯先生也爱在诗里说理；胡先生评他的诗，说他想兼差作哲学家。”朱自清：《诗与哲理》，见《新诗杂话》，23页。抗战以后，新诗的理性化因素又普遍增加，七月派诗人绿原在诗中说:“人必须用诗找寻理性的光。”(《诗与真》)九叶派诗人袁可嘉也强调:“好的诗篇常常包含抽象的思想。”袁可嘉：《诗与意义》，载1947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6期。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是贯穿于所有这些“反传统”作品中的重要人生态度。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刘大白等人的早期白话诗作中洋溢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表现“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小负贩及小商铺，一切痛苦情形”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36页。，蒋光慈、殷夫“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蒋光慈：《新梦·自序》。，中国诗歌会想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杨骚《乡曲》），左翼革命的热诚无疑强化了诗人干预社会的愿望，而抗战的爆发又把更多的诗人推到了民族存亡的庄严主题之下，田间以“燃烧”、“粗野”、“愤怒”的诗句书写“斗争的记录”，艾青“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艾青：《为了胜利》，载1941年1月《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九叶派诗人也认为:“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如果说中国现代新诗的种种“反传统”形态在具体的诗学追求上还有着种种的差别，那么在肩负社会道义、民族责任这一点上，却几乎都走到了一起，出现了惊人的相似性。我认为，除了从特定的时代风云中寻找解释之外，宋诗式的“道统”观念也起了潜在的作用。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新诗所有“反传统”倾向的对立面，都是那些吟风弄月或个人身世感怀的“情景交融”之作。胡适对当时诗坛上“浮夸淫琐”的“伤春悲秋”之调大为不满胡适：《寄陈独秀》，转引自祝宽：《五四新诗史》，132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沉醉在风花雪月里”的新月派、现代派是左翼诗歌的“革命”对象，袁可嘉将徐志摩式的传统主义与穆旦的反传统主义作了对比，他说，徐诗“重抒情氛围的造成”,“感情浓，意象华丽”，而穆旦“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作为现代人,“我们也自然不无理由对穆旦底诗表示一点偏爱”袁可嘉：《诗与民主》，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这样的两两对抗，是不是也让我们想起了宋诗对晚唐五代诗风的抨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