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在40年代前后“反传统”选择超越宋诗的实践中，20世纪西方诗潮起了至关紧要的作用。从它们各自对内在情绪性因素的重视，对人意志力的凸现，对那种独具魅力的诗的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对个人的或世界的苦难的深刻反思，都可以触摸到西方19世纪至20世纪诗歌发展的强劲脉搏。其中的大多数诗人，都是在西方诗歌启示下，第一次睁大了双眼，敞开了胸怀，没有西方诗歌的哺育，就没有穆旦，没有九叶派诗人，也没有艾青、田间和胡风。宋诗为“反传统”树立了遥远的榜样，而19、20世纪的西方诗风又提供了及时而现实的能量，宋诗与西方诗风有某种相似的取向指引了“反传统”的方向，西方诗风又为这一选择充实了更丰富更具有时代气息的内容。从这里分析，我认为，40年代前后的“反传统”选择属于区别于30年代的新的“中西诗学融合”，其融合的结果是，现代新诗既没有为中国古典诗学的原型所局限(因为它大量吸收了外来诗学的新内涵)，也没有为西方诗学所轻易俘虏(因为它从宋诗的启示中明确了“反传统”的基本方向)；这些诗歌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又是超越了所有古典传统的。只要中国现代新诗继续浸润在汉语言文化的氛围中、生存在中国文化蜿蜒曲折的长河里，只要中国诗人依旧还是现代的“传统人”，那么，这一时代的“反传统”实践就可谓是最成功的典范。它为中国新诗的健康发展、为真正的属于现代的“中西融合”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