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

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

——中国诗歌会：《新诗歌·发刊诗》

对于民歌民谣，中国现代诗人表现出了一种比较广泛而持久的兴趣,“歌谣热”几乎与五四的激情一起生成。1920年12月成立的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成立的一批群众社团之一，它的发起者、参与者囊括了我国最早的白话诗人，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等；由它主办、创刊于1922年12月的《歌谣周刊》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出现较早、坚持时间最长(1937年6月终刊)、影响较大的期刊之一，不少著名诗人或诗评家如胡适、朱自清、朱光潜、钟敬文等均参加了编辑工作或撰写重点文章。歌谣的影响鲜明地显示在了众多诗人的作品之中，如刘半农、刘大白、沈玄庐、蒲风、任钧、田间、柯仲平、阮章竞、马凡陀、李季、贺敬之的创作，甚至连徐志摩、闻一多、朱湘、戴望舒这样的“艺术忠臣”也一度捉笔写作现代民谣。如果把其他片言只语的评论感慨也算上，那么我们简直可以认为，几乎所有的现代诗人都对这一古老而常新的民间艺术形式歆羡不已，歌谣化是中国现代新诗最值得重视的创作趋向之一。

需要我们作出回答的是：是什么样的社会的文化的或者心理的力量推动中国现代新诗走向“歌谣”，歌谣化的中国新诗究竟有什么样的文化意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与其他中国现代新诗构成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