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代的中国新诗又普遍转向“明辨”，九叶诗人推重的“新诗现代化”特别强调对语言潜能的开掘，强调的“是如何在种种艺术媒剂的先天限制之中，恰当而有效地传达最大量的经验活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载1947年5月1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语言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以及在矛盾冲突中的辩证发展、螺旋推进成了一些九叶派诗歌的基本文法特征；艾青及七月诗派也主张语言的“明快，不含糊其词”,“以全部力量去完成自己所选择的主题”艾青：《我对诗的要求》，见《艾青谈诗》，3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其他的许多抗战诗歌皆词义明确，词性单一，句子主谓宾成分清晰，逻辑性鲜明，全诗的流动感、推进感十分明显。例如蔡其矫《风雪之夜》:“风呀!你是要打倒敌人还是要摧毁田园?/雪呀!你是要孕育丰年还是要带来灾难?/寒冷到了最后，黑夜到了尽头，/中国呀!你在胜利的面前站立起来!”黄宁婴《泪的故事》:“我想写一首诗/总结我近年来流过泪的故事/因为像那样的日子/很快很快就要永远地过去。”严辰《送别两章》:“你走了，/带不去的/是你辛勤开垦的土地，/是你亲手制的纺车，/你的许多有意义的时日。”在这方面，九叶诗人穆旦尤为自觉，他认为,“诗要明白无误地表现较深的思想”转引自郭保卫：《书信今犹在，诗人何处寻》，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180页。，他笔下这样的诗句是何等地具有“明辨”的色彩:“虽然现在他们是死了，/虽然他们从没有活过，/却已留下了不死的记忆，/当我们乞求自己的生活，/在形成我们的一把灰尘里。”(《鼠穴》)诗人郑敏认为穆旦诗歌的文法特征是：扭曲，多节，满载到几乎超载。参见郑敏：《诗人与矛盾》，见《一个民族已经起来》，33页。

如此说来,“明辨”与“忘言”的循环往复便是古今中国诗歌共同的文法追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