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认识、读解世界的符号，人们依赖语言，确定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借助语言与世界和他人互相沟通，传播思想，又反过来积累自己的历史文化成果。相应地，语言也就与人最根本的世界观、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文法”便反映了人运用自己的思维，对世界整体结构与运动秩序的理解和模仿。在中国诗歌“明辨”与“忘言”两种文法追求的背后，显示出中国诗人的这样两重思维：价值判断和神与物游。

设想在没有人出现，也没有“意义”产生之前，世界本身是浑融完整、“物各自然”的，无所谓层次，无所谓秩序，也无所谓运动和发展，一切尽在“虚境”当中。之后，人从大自然中屹立起来，并日渐以世界的主人自居，这时，人之为人显然就取决于他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以及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不断重新解释世界这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与这些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的，便是价值判断。人寻找和建立着一个又一个价值标准，又用这样的价值标准来认识世界，判断人生。在价值判断下，客观世界显示了有层次、有顺序、有运动与发展的景象。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在诗歌作品中催生了“明辨”式的文法追求。

中国古典诗歌“明辨”式的文法追求总是出现在中国诗人极力显示自身“文化格调”的时代。“文化”以其区别于“自然化”而存在，是人按照自我意识创造世界的结果。所谓“文化格调”就是炫耀自身智慧性的存在，突出自己不甘屈从于历史习惯的气质与个性。

从整体上看，古诗的发生发展表现为一个对民间集体创作不断革新、不断超越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断得到肯定和强化的便是诗的“文化格调”，宋诗则以“革新”为旗帜，竭力表现自身的学养和知识，竭力证明其文化水准是如何地有别于前人。

五四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均属于文化的动荡期。一方面是新旧文化自身冲突形成的动荡，另一方面是社会战乱带来的民族文化的蜕变。在这两个时代,“价值重估”都是中国人的必然选择，诞生在这一历史背景上的中国新诗必然充满了以我为主的价值判断，因而也就出现了明辨式的文法追求。当然，正如我在前一章所阐述的那样,五四新诗和九叶诗派、七月诗派以及其他的抗战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宋诗的影响，于是，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原型又都为中国新诗的文法追求提供了共同的根据。

与之同时，我们又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我们虽然竭力要从大自然当中挣脱出来，以主人翁的心境去褒贬世界，剔抉世界，但我们毕竟还是属于自然的一员，属于大千世界的一分子。对于以个体生命形式存在的人而言，宇宙的恢宏阔大总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而人自身终归是渺小的、短暂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人是无法掌握世界和准确地解释世界的，在每一番合乎逻辑的解释之后，我们都会生出新的甚至是更多的困惑来。分明地，那原本还是完整的世界景观因我们的“指义”而显出了某些分裂、破败，我们主体意志所假定的层次、顺序似乎并非世界所固有，在我们的判断和世界的本来面目之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错位。面对这样的尴尬，中国哲学不似西方哲学那样偏执，一味在强化个人独立的道路上去“重振乾坤”，从一开始，中国哲学就敏锐地感受到了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并努力探索着调和的路径，老子“复归于婴儿”(《道德经》)，庄子极力描绘“未始有物”的“古之人”(《庄子·齐物论》)。童真和古人就是中国哲学所理解的那种人我不分的状态，混混沌沌，万物相应，不假思索，不借逻辑。

这种思维方式迥然不同于“价值判断”。它需要的不是“自作主张”的各种观念与思想，更不以这些观念与思想为“标准”来肢解浑圆的万事万物，相反，它力图恢复世界最原始最本真的生存状态，人的心灵应当应和于客观世界的脉搏，依附于它而生，为它的性质所同化。人的思维绝非天马行空，左冲右突，为所欲为，而是随物宛转，神与物游。在诗的美学追求上，它表现为“物态化”的艺术理想；在诗的文法追求上，它表现为“忘言”，即淡化、模糊、“忘却”语言结构的逻辑性,“把限指、限义、定位、定时的元素消除或减灭到最低的程度”叶维廉：《语言与真实世界》，见《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145页。。也就是尽力消退“文化”的痕迹，以多义的多向联系式的语词并呈模拟“未加名义”的物各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大道自然是无言的，但一诉诸文学，却又不能不是有言的，那么，怎么办呢?有言而又忘言，这就是中国诗人贡献给世界诗歌史的最独特的创意。

中国古典诗歌的“忘言”追求产生在传统诗文化高度成熟的时代，尤以唐诗宋词为典型。这是一个有趣的现实，一方面是诗歌文化的高度发达与成熟，一方面却又是消退“文化”的努力。其实这本身是十分正常的。中国诗文化的高度发达和成熟同道释二家的哲学思想向着诗的渗透息息相关，而道释二家又都在不同的意义上消解着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对文化中人的立体性作某种形式的消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在这个时候，中国诗歌的“文人化”品格并不意味着对文化的开拓和对文化创造活动的激赏与推动，它的取向可能恰恰相反。于是，倒是在中国诗歌趋向成熟又尚未成熟的时代或者是在盛极而衰的转折期,“文化追求”的气质才是比较浓厚的。

中国现代新诗的“忘言”追求得力于两种力量的推动：其一是现代诗人对魏晋唐诗宋词的继承，从冰心开始，经由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这种继承的要求愈见强烈，并上升为“自觉”的思想意识。在前一章，我曾有过详细的阐释，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就文法特征来说，传统中国哲学的语言观念又起了直接的作用。比如，判断式的思维驱使胡适选择了“明辨”，在他看来，语言完全应该也完全可能听命于人的主观意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尝试集·自序》，见《尝试集》，149页。。按这一逻辑产生的诗就是好诗。到了冰心那里，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真理，/在婴儿的沉默中，/不在聪明人的辩论里”(《繁星·四三》)，所以说,“诗人呵!/缄默罢；/写不出来的，/是绝对的美”(《繁星·六八》)，“婴儿，/是伟大的诗人，/在不完全的言语中，/吐出最完全的诗句”(《繁星·七四》)。的确，从这以后，中国现代诗人都开始构织那些“不完全的言语”，以求“最完全”的宇宙真理，这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德经》)，“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严羽)。其二是汉语深度模式本身的超稳定性。不言而喻，现代白话同古典文言比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与现代口语更接近，引入外来语，仿效西方语言，增加了一系列的介词、连词以强化语意的逻辑性等，但是，就诗歌语言来说，这种古今差异却又远远没有进入到实质性的层次，相对而言，文言文的僵硬性更多地表现在古典散文中。对于现代新诗，它所采用的现代汉语在词法、句法上本来就与古代汉语有颇多共性。例如文字的象征性、意象性，词语的多义性，词类的灵活性，组词成句的随意性，语言简练,“辞达而已”，少作盘旋曲折的分层追踪等。汉语超稳定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今人进行相似的哲学思考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现代中国人照样容易根据汉语本身的象征会意特征体悟世界的“原真”状态，又以“忘言”的策略突出汉语的意象性、灵活性，最终再构着世界本身的浑融与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