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于偶发性与明确性之间的胡适形成了他基本的诗歌文化观念，同后来者高度的清醒与自觉比较，胡适的这一观念是相当独特的。

在五四以后一代又一代执着的新诗创造者那里，中国现代诗歌的生成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具有时代感的信息。此时此刻，中国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发展已经把它的核心问题明确地推到了人们面前，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人们感到，中国传统文化活力丧失，这是导致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衰败委顿的根本原因；与之同时，西方世界的强悍又时时提醒我们，西方文化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于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也就自然集中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析推敲之中。人们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种种弊陋，又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探寻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中西文化的讨论是自近代以来最精彩热烈又持续不断的历史事件，在逐渐穿越了物质与制度这样的文化层面之后，讨论在五四以后深入到了精神的层面，文学自然也就充任了在精神领域进行中西讨论的主要角色。五四以降的现代诗人和诗论家，他们的诗歌观念都直接地与中西诗歌相生相克的事实熔铸在一起，新月派诗歌“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5号。，现代派诗歌是自觉地把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主张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理想相结合，九叶派诗歌所追求的“新诗现代化”其实也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组合“西洋化”与旧传统，就是延安地区倡导“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诗人们也仍然认为“欧化”与“民族化”应当在某种意义上相互结合,“欧化与民族化并不是两个绝不相容的概念”(周扬语)。当然，反对“欧化”者(如萧三)看到的是西方诗歌文化与中国本土相冲突的一面，但这样的观念也仍然是以承认中西诗歌文化在现代中国彼此影响这一基本事实为前提的。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就这样不断地传达着中与西两大诗歌文化的精神交会、精神碰撞。

从近代到现代，从五四前到五四，胡适所具有的“历史过渡”性使得他在当时还不可能完全自觉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中西文化在精神层面交会、碰撞的事实，他理解中的诗歌运动主要还是中国诗歌系统内部的一种自我演化，这种自我演化在历史上就曾经发生过多次，诗体也获得了多次的解放、进化。骚赋文学脱去了《三百篇》“风谣体”的简单组织,“这是一次解放”；“汉以后的五七言古诗删除没有意思的煞尾字，变成贯串篇章”,“这是二次解放”；词创造出“比较自然的参差句法”,“这是三次解放”；由词、曲到新诗,“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新体诗是中国诗自然趋势所必至的。”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295～299页。那么，在中国诗歌的这种自我进化过程当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是什么，趋于没落的因素又是什么呢?胡适在他一系列的文章中都反复使用了一对概念：活的文学与死的文学。在胡适看来，是活的文学精神(及其活的诗歌精神)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活与死就是胡适从中国文学系统内部开掘出来的两种对立的诗歌文化形态。

1915年胡适为康奈尔大学留美中国学生会写作的年会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可以说是胡适文学革命观念的最早的奠基，就是在这篇论文中，胡适提出了“活”与“死”的概念。他说，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文字；文言是死的语言，白话才是活的语言。由此，活与死便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价值尺度进入到胡适的思想系统内。语言文字有死活之分，文学也有死活之分。他评论同学任叔永的四言诗《泛湖即事》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皆系死字”,“载笑载言”“为三千年前之死句”胡适1916年7月致任叔永，见《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又在答梅光迪的打油诗中写道:“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胡适：《答梅觐庄》，见《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从这样的感性体验当中，胡适提炼着自己的理性认识。他反思中国文学的发展史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死文学”的历史；活与死的矛盾对立是文学系统内部自我发展的动力；今天,“文学革命的目的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活的文学”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294页。。

从逻辑上讲，死与活并不一定属于中国文学系统内部的概念，它们都不过是对存在的一种描述罢了。但是，从胡适的论述方式及主要的用例范畴来看，却无疑是针对中国语言与中国文学自身的种种特征而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胡适首先从中国语言入手，阐述了死与活的具体差别，他提出，死与活的不同也就是文言与白话的不同。死的诗歌，其语言与日常口语彼此隔膜，它已经在书面化的死胡同中失却了生机；活的诗歌，其语言根植于日常口语。以此为标准，胡适考察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他说:“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石壕吏》、《兵车行》之类属于白话的活文学参见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29页。，而那些伤春悲秋式的典型“意境”恰恰便是“陈言烂语”的死文学。很明显，胡适竭力把诗的语言从脱离日常口语的书面化的雕琢中解放出来，这无疑是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成熟化道路背道而驰的。我们知道，从《诗经》、屈骚、古诗直到近体诗在唐代的高度成熟，其显著之标志就是语言的书面化，言与文的分离。这样，胡适就注定不可能从正统的成熟状态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到活的样板，正如他反复列举的诗篇所显示的那样，活的诗歌实际上存在于历史的两个阶段，极盛期以前和极盛期以后，前者如《国风》、古乐府及一些古体诗，后者如宋诗(杜甫作品的理性精神也是在宋诗时代才发扬光大的)。也是在对这些“前正统”或“正统后”古典诗歌的开掘当中，胡适又进一步总结出了它们在文法上的重要特征：以文为诗，即突破雕琢语词、“文胜于质”的“纯诗”化，转而追求一种逻辑性强的叙述性、散文性语句。他说:“我认定了中国诗史上的趋势，由唐诗变到宋诗，无甚玄妙，只是作诗更近于作文!”胡适：《逼上梁山》，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8页。可以说，诗句的叙述性、散文化就是胡适所认定的活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它赋予了“活”具体的内涵，至于其他的理论概括如“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299页。，“言之有物”等不过都是这一散文化要求的技术性细节罢了。由此看来，诗句的口语性和叙述性就是胡适从中国自身的“白话文学史”中开掘出来的活的文学精神，是他用以反拨另一部分僵死传统的艺术手段。

胡适的诗歌革命观念是从中国诗歌传统内部来区别死与活，最终抛弃文言的“死”诗，创造白话的“活”诗，这当然不是说他当时的诗歌观念就没有接受外来的影响，就没有受到外国诗歌的启示。众所周知，在绮色佳留学之时，胡适“颇读了一些西方文学书籍，无形之中，总受了不少的影响”胡适：《尝试集·自序(初版)》，见《尝试集》，135页。，甚至早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就已经着手翻译西方诗歌作品了。赴美留学后更是译述不辍，至于以意象派为代表的美国新诗运动所给予他的刺激和启示也获得了评论界的公认。评论界公认胡适的“八事”受到了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A Few Don’ts)的影响，据查，胡适也曾在1916年12月26日的留学日记中抄录过罗威尔的《意象派宣言》。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胡适在五四前夕接触译述的外国文学外国诗歌作品颇为驳杂繁乱。仅以《尝试集》、《去国集》所收译诗来看，就既有浪漫主义的作品如拜伦《哀希腊歌》，也有反浪漫主义的意象派作品如蒂丝黛儿的《关不住了！》；既有西方诗歌，也有转译的东方诗歌如中世纪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Omar Khay yam)的《希望》；既有公认的名家之作，也有二流作家的产品如苏格兰女诗人安妮·林赛(Anne Lindsay)的《老洛伯》。从这些来源繁杂的异域作品里，我们很难看到西方诗潮的流向和西方诗歌文化的本来面目。显而易见的是，胡适接近和译介西方诗歌的目的并不在完整地认识西方诗歌自身，不在摸清西方诗歌的脉络走向，以便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成功的先导，以便中国新诗能够追踪世界先进潮流，与西方齐头并进，——如此执着而自觉的中西文化意识属于五四以后，却并不属于尚在摸索当中、过渡当中的胡适。胡适接近和译介西方诗歌主要是对一个东西感兴趣：自然口语化。例如他称《老洛伯》是:“全篇作村妇口气，语语率真，此当日之白话诗也。”胡适：《老洛伯序》，见《尝试集》，33页。胡适是在为他的“活文学”寻找证明之时，以其目之所及，择取翻译了几首外国诗歌。于是，外国诗歌并不以其自身的思潮、流派特征而熠熠生辉，引人注目，而是权作了胡适诗歌观念的一点旁证和说明。胡适并没有因为译介外国诗歌而建立起中西两大诗歌文化对立统一的观念，他的基本诗歌观念仍然在于“死”与“活”的分别，他需要的是在历史事实的鼓励下挣脱“死”的束缚，寻找“活”的空间。译诗如此，对异域理论的接受也是如此。胡适其实根本无意探讨意象派理论的来龙去脉、历史蕴涵，他看重的是这些宣言中对平易口语的倡导，不特意象派，只要符合他创立“活文学”的要求，他就加以介绍。又如，在反拨日趋僵化的传统“纯诗”主义的过程中，他提出了以文为诗，追求诗的散文化这一改进语言的设想，于是，西方诗人华兹华斯、济慈、白朗宁等人的散文化、说理之作受到了他的特别推荐。胡适分别译之为华茨活、贵推、白朗吟(见《尝试集》初版自序)。华兹华斯、济慈与白朗宁及意象派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完全各自从属于一个诗学体系。关于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革命的关系，胡适曾与友人梅光迪有过一番辩论，梅光迪认为胡适是剽窃欧美“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也”，胡适反驳说：“……我主张的文学革命，只是就中国今日文学的现状立论；和欧美的文学新潮流并没有关系；有时借镜于西洋文学史，也不过举出三四百年前欧洲各国产生‘国语的文学’的历史，因为中国今日国语文学的需要狠像欧洲当日的情形，我们研究他们的成绩，也许使我们减少一点守旧性，增添一点勇气。”胡适：《尝试集·自序(初版)》，见《尝试集》，144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现在看来，此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