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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郭沫若:中国诗文化的自由形态与自觉形态

我们要把固有的创造精神恢复,我们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以期继往而开来。


——郭沫若:《文艺论集·一个宣言》


从出现在五四诗坛的那一天起,郭沫若就与众不同地公开宣布“要研究古代的精华,吸收古人的遗产”,将“开来”与“继往”紧密地结合起来。参见郭沫若:《文艺论集·一个宣言》,见《沫若文集》,第10卷,101页。他历数泰戈尔、惠特曼、歌德等外来的影响,也照样一再重复着屈原、陶渊明、王维、李白、孟浩然等中国古典诗人的“启蒙”意义,直到解放以后,他还坚持说:“新诗在受了外来的影响的同时,并没有因此而抛弃了中国诗歌的传统。”郭沫若:《雄鸡集·谈诗歌问题》,见《沫若文集》,第17卷,267页。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原型”的意义在郭沫若那里特别地引人注目,它显然已经从无意识提炼为意识,从不自觉上升为自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