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郭沫若的自述来看，投合他的情感，给他深远影响的中国古典诗人实在不少，不过，认真清理起来，又似乎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先秦诗歌，二是以陶渊明、王维等人为代表的晋唐诗歌。他说:“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小时候就爱读他的作品。”郭沫若：《屈原·序》，上海，开明书店，1935。他还在旧体诗中满怀感情地吟叹:“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郭沫若：《今昔集·题画记》，见《沫若文集》，第12卷，238页。在多次的童年记述中，诗人又谈到了晋唐诗歌给他“莫大的兴会”郭沫若：《少年时代·我的童年》，见《沫若文集》，第6卷，35页；《我的作诗的经过》，见《沫若文集》，第11卷，147页；《沸羹集·序我的诗》，见《沫若文集》，第13卷，117页。，其中，又以陶渊明、王维为代表。比如在1936年关于《女神》、《星空》的创作谈里，郭沫若说:“至于旧诗，我喜欢陶渊明、王维，他俩的诗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触如玉。李白写的诗，可以说只有平面的透明，而陶王却有立体的透明。”郭沫若：《郭沫若诗作谈·关于〈女神〉、〈星空〉》，载1936年8月《现世界》创刊号。以屈原为典型的诗歌形态和以陶渊明、王维为典型的诗歌形态就是郭沫若诗歌艺术的“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原型形态实际上代表着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原始阶段与成熟阶段，或者说是“自由”的阶段与“自觉”的阶段。

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由”形态，其基本特征是：(1)自我与个性得到了较多的尊重。如《离骚》满篇流溢着诗人那恢宏壮丽的个人抱负，那“鸷鸟不群”的铮铮傲骨。开篇8句(今人断句)，出现“我”(朕、吾、余等)就达6处之多，这在后世是难以想象的。(2)人不仅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还可以反过来调理、选择客观世界(自然与社会)。《离骚》的痛苦包含着他在选择生存环境时的两难；而诗人也尽可以“乘骐骥以驰骋兮”(《离骚》),“登九天兮抚彗星”(《少司命》)，逐龙唤凤，驱日赶月，拥有无上的权威。(3)诗歌以意象的玄奇绚丽取胜,“弘博丽雅”(班固语),“奥雅宏深”(汪瑗语)。(4)全诗富于曲折、变化，显示出一种开阖倏忽的动态美。

陶渊明、王维所代表的晋唐诗歌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自觉”形态。中国诗歌在这一时期由“自由”走向成熟，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大一统”、“超稳定”的产物。“大一统”、“超稳定”为中国文人提供了较先秦时代相对“坦荡”的出路，但却剥夺了那“纵横”驰骋的自由选择，中国文人被确定为一个严密系统中的有限的、微弱的个体，从属于“自我”的本性就这样日渐消融，或散失在了“社会”当中，或淡化在了“自然”当中，儒释道的成熟和它们之间的融洽共同影响着中国诗歌“自觉”形态的基本特征：(1)自我的消解、个性的淡化。(2)人接受着客观世界的调理，追求“天人合一”。(3)诗歌追求圆融浑成的“意境”,“隐秀”是其新的美学取向。(4)诗歌的典型气质是“恬淡无为”，显示出一种“宁静致远”的静态美。当然，不是所有的晋唐诗歌都是这样的冲淡平和,“以境取胜”，但是，陶、王的诗歌倾向却代表了中国诗文化在“自觉”时期最独特、影响最深远的抉择，尤其符合郭沫若当时的理解。

不言而喻，从思想到艺术，自由的诗和自觉的诗所给予郭沫若的“原型”启示都是各不相同的。那么，郭沫若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差别呢?屈原所代表的“先秦自由”向来为诗人所推崇，而陶、王的“晋唐自觉”也同样契合着他的需要。诗人曾经比较了屈原与陶渊明这一对“极端对立的典型”，并且说:“我自己对于这两位诗人究竟偏于哪一位呢?也实在难说。照近来自己的述作上说来，自然是关于屈原的多”，“然而……凡是对于老、庄思想多少受过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对于陶渊明与其诗，都是会起爱好的念头的”。“那种冲淡的诗，实在是诗的一种主要的风格。”郭沫若：《今昔集·题画记》，见《沫若文集》，第12卷，235页。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又表示:“我自己本来是喜欢冲淡的人，譬如陶诗颇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诗中我喜欢王维的绝诗，这些都应该是属于冲淡的一类。”郭沫若：《我的作诗经过》，见《沫若文集》，第11卷，147页。可见，郭沫若对这样的差别不以为然，他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宽容精神也包括了对“差别”本身的宽容。

“自由”与“自觉”作为原型的意义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并在诗人主体意识的深处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