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参与了徐志摩的人生。童年时代他就“爱在天穹野地自由自在地玩耍，爱在灿烂天光里望着云痴痴地生出一个又一个的幻想”凡尼、晓春：《徐志摩：人和诗》，7页，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登高望远，幻想“满天飞”，这一童年的愿望流转在诗人一生的追求当中。徐志摩是这样久久地如痴如醉地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康桥“草深人远”、“一流冷涧”的景致让他着迷，翡冷翠澄蓝的天空、温驯的微风让他充满了遐想，印度的深秋让他感到春意融融，他的足迹与神迹融进了天目山、西子湖、北戴河等名山大川。他喜欢把课堂搬到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他遐想着唐代的“月色”、“阳光”、“啼猿”、“涛响”(《留别日本》)，他一再呼吁人们“回向自然的单纯”,“回到自然的胎宫里去重新吸收一番滋养”徐志摩：《青年运动》，载1925年3月13日《晨报副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徐志摩人生道路上的几个危机性时刻，都是大自然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康河的柔波洗涤了林徽因婉拒所带来的惆怅，翡冷翠的幽静化解了陆小曼痛苦不堪的远影，顺乎逻辑，大自然也成了引发徐志摩感兴的最主要的场所，据我对《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粗略统计，直接以自然风物为题材的诗作接近一半，其他的抒情达志之作也经常与大自然中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把单纯、天真、随和的徐志摩称为“自然之子”。这样的称谓便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诗人的人生、艺术追求，便于我们更清晰地把徐志摩与20年代的其他中国诗人区别开来。

不错，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诗人都有过与自然相亲近的经历。例如，徐志摩之前的郭沫若就是一位流连山水之人，对自然的感兴也占了《女神》一多半的篇幅。据笔者统计，直接以自然风物为题材的诗篇约占《女神》全部作品的67.9%。徐志摩的新月派同仁闻一多认为艺术是“摹仿那些天然的美术品”,“世界本是一间天然的美术馆”闻一多：《建设的美术》，载1919年11月《清华学报》第5卷第1期。。但是，比较来看，还是以徐志摩的这种情感最浑然天成，在中国现代诗人当中也圆熟得最早。从郭沫若的人生历程来看，他对社会本身的兴趣绝不亚于他对自然的依恋，他一生的起伏曲折都与他社会意识的变迁紧密相连。徐志摩与郭沫若在性格上都活泼好动，但一旦进入到社会领域，徐志摩就显然要迟钝、笨拙得多。例如他在人际关系处理中一再表现出来的天真、幼稚，在社会政治评论中的草率、肤浅。郭沫若的活泼好动贯穿了一切领域，他对社会性事务的热心甚至更引人注目，连《女神》中对自然的感兴也渗透了他所理解的社会改造思想。如果说徐志摩是“自然之子”，那么郭沫若则更像是一位“社会之子”。闻一多在赞赏自然之美的同时又不无矛盾地认为:“自然界当然不是绝对没有美的。自然界里面也可以发现出美来，不过那是偶然的事。”闻一多：《诗的格律》，载1926年5月《晨报副刊·诗镌》第9号。“选择是创造艺术底程序中最紧要的一层手续，自然的不都是美的。”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载1923年6月《创造周报》第5号。与这样有意识的“选择”相联系的是闻一多执着的文化意识。与徐志摩无所顾忌地依恋自然不同，也与郭沫若浓厚的社会热情不同，闻一多更倾向于在文化的层面上来思考世界、探索人生。闻一多一开始就把自己自觉地放在中西两大文化比较、冲突的位置上，他的怀旧、思乡，他的现代格律诗的试验，他的古籍研究，都从属于弘扬民族文化这一崇高的信念。于是，自然风物本身也烙上了鲜明的文化印迹，他眼中的“孤雁”（《孤雁》）其实并不是大自然的飞禽，而是东方文明之子的象征:“淡山明水的画屏”抹上了一些“压不平的古愁”《二月庐》。徐志摩则忘情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淡山明水”之中，他常常忘却了身外的社会，也无意感受种种文化的冲突与重压，他在学生时代就不是那么的勤奋刻苦,“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徐志摩：《自剖》，载1926年4月3日《晨报副刊》。，对林林总总的文化籍典也没有闻一多那样的兴趣；闻一多朝思暮想的“故乡”是中国文化圣地，徐志摩念念不忘的“故乡”是风光旖旎的康桥；闻一多是天生的“文化之子”，而徐志摩则是天生的“自然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