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诗歌的独立特色决定于诗人与众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及个性气质。这一“与众不同”就在于，他拥有颇为柔韧的心理能力，能够在种种的孤独寂寞当中保持最持久的心理平衡，并从平衡中寻找乐趣，编织自我的梦幻。他向来都没有被孤寂榨干情感，没有在生活的挤压下悲观绝望，也无意对人生的苦难作出严肃的戳击，在任何时候，他都包裹着一份温柔、湿润的情感，他不相信人生真的会如此黑暗，也不相信世上会丧失真情，他在不断地寻找，不断地以淡淡的微笑迎接一切。我将这样的心理称为自慰与自赏。

自慰帮助他度过了“营养不足”、发育不健全的童年和“阴暗”、“湫隘”、“荒凉”的少年参见何其芳：《街》，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78页。。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用“孤独和书籍”来保护自己，陶醉在安徒生童话《小女人鱼》的凄美境界中，流连忘返；大学时代，又厌恶那些“嚣张的情感和事物”,“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小天地，用一些柔和的诗和散文”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见《何其芳文集》，第2卷，215、216页。，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是个朦胧的理想主义者”周扬：《何其芳文集·序》,见《何其芳文集》，第1卷。，“把自己紧闭在黑色的门里，听着自己的那些独语，赞美着”艾青：《梦、幻想与现实》，载1939年6月《文艺阵地》第3卷第4期。，文化活动每每成为他自我宽慰、自我欣赏的最佳选择。这种性格在《夜歌》时期的延安也仍然保持着，老朋友们的回忆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个温和、天真、自得其乐的何其芳。“有时候，就连较为合格的诉苦，也会往往叫你感到，他之诉苦，只因为他太愉快了，需要换换口味。而且，并非偶然，长时期来他仿佛都是这样。”沙汀：《何其芳选集·题记》，见《何其芳选集》，1卷，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相比之下，戴望舒显得有些心事重重，格外重视“自己底潜意识”，还不时流露出颓唐、悲观的调子,“美丽”非他所长；卞之琳又显得格外冷静、矜持，不愿为自己的玄虚的想象灌注更多的温情,“美丽”非他所需。

自慰与自赏决定了何其芳的心理选择偏向于中国古典的“佳人芳草”。流连于个人精神的小天地里，又无意沉入到过深的玄思中，那么，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安慰就必不可少了，就一位青春期的男性作家而言，最温馨最熨帖的慰藉自然就是女性了。何其芳幻想着“一角轻扬的裙衣”(《秋天（一）》)，陶醉于“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脚步》)，他“刻骨的相思”，他几乎就要忘记了“冰与雪的冬天”。女性，作为社会的非权力性角色，作为社会强权与秩序的牺牲品，作为在很多情况下都不得不借助个人精神的幻想聊以生存的弱小者，她的遭遇都与孤寂索寞的诗人叠印在了一起，于是乎，似真似幻的“佳人”越发显得亲切，越发撩人心魄，也自有一种让人心驰神荡的默契。“芳草”可以说是诗人的某种自喻，他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着高洁、清纯、真挚、明净的自我形象，他有着一双温存的手，歌声“沉郁又高扬”，他飞翔在布满白雾的空气里，有着“透明的忧愁”，他守着高楼的寒夜，萧萧白杨陪伴着无言的等待，他自觉是“青条上的未开的花”，唱着“二十年华”的悲悲喜喜。分别见《预言》、《秋天（一）》、《脚步》、《慨叹》等。在很大程度上“芳草”就是诗人自我沉醉的梦境，是他自我确定，自我塑造，从而度过漫漫人生的美丽的选择。

在中国封建政治严密的秩序当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帮忙”的疲惫,“帮闲”的无聊，以及“倡优”的自悟，都不断迫使他们从社会权力的中心塌落下来，在孤独中品味人生，没有自慰自赏，他们何以能够不精神分裂、痛不欲生呢?没有佳人的温暖，芳草的馨香，他们又将去何处倾诉自己的寂寞，靠什么遗世独立，出淤泥而不染呢?中国古典诗歌的“佳人芳草”传统滥觞于屈骚，以后始终绵延不绝，至晚唐两宋则蔚为大观，特别又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如果说屈骚式的“佳人芳草”还回荡着一股浓郁的愤懑不平之气，发出了反社会的呐喊，那么温、李式的“佳人芳草”则消除了那些沉痛的基调，渗透了更多的温情，更多的柔情蜜意，也显得格外的玲珑剔透，香艳美丽。

何其芳的“佳人芳草”显然是温庭筠、李商隐式的，他不是那种气吞山河、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无意跋涉奔突，上下求索，他的个性、他的气质都让他认同了温、李一类的温和与美丽。还在念私塾的时候，何其芳就“自己读完过大型六家选本《唐宋诗醇》。他能熟背许多古诗词，多半是唐诗”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2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尤其是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五代诗词。这些启蒙教育的成分虽然是偶然的，但却包含着文化的必然规律，是诗人自身的个性和气质为教育创造了可能性，充分保证了教育的有效性，巩固和深化了教育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