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在现代文化的氛围里，我们的诗人再难用唐风宋韵的曲调弹唱古老的幽情了，童年时代绽开的那一颗诗心终将在现代文化的语境中寻找新的表达。

这似乎就决定了何其芳独特的“中西汇融”的诗歌道路。

直到15岁以前，何其芳的诗学修养都是纯粹古典的，甚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22页。。1927年，诗人祝世德任教万县中学，第一次给他带来了新文学的风采。祝世德自己的诗作深受新月派的影响，由此把何其芳带入了新月诗歌的境界当中。1929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念预科时，他又再一次地沉浸在新月派的艺术氛围里。“校长是新月派的主帅，教授当中当然就不乏新月人物。《新月》杂志在学校流行，爱好新诗的青年学生读徐志摩、闻一多的诗几乎成风。新诗迷住了其芳，他对新诗入了迷。”“一时他最爱读的是闻一多和徐志摩的诗，他们的几个诗集常不离手。其中的好诗他能背诵……”同上书，32页。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新月派诗歌正是架在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它将法国巴那斯派的克制、理性，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赤诚同中国“哀而不伤”传统汇合了起来，给那些既学习西方诗歌，又眷恋传统艺术的现代中国人莫大的亲切感。新月派的选择给了何其芳最初的，并且在我看来也是最重要的启示，从此他找到了一种符合自己的天性与朦胧中的艺术趋向的现代诗歌样式。

沿着新月派诗歌的外来艺术脉络，何其芳进一步踏进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法国的巴那斯派(何其芳译为“班纳斯”)、济慈等人的英国浪漫派以及以丁尼生、罗赛蒂为代表的维多利亚诗歌。这些林林总总的西方诗潮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对艺术本身的近于痴迷的赤诚，甚至在人生与艺术的唯一选择之中，他们很可能牺牲人生而服从艺术，因为这些诗人眼中的现实人生危机四伏，污浊不堪，人与人之间互相疏离,“人万世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们怀着的是“一种酷似绝望的盼望”（阿诺德《再致玛格丽特》），艺术成了人自我设计的象牙塔，它晶莹、明净，是我们聊以自慰和暂且偷生的庇护所，既然现实不值得我们为之献身，为之进行卓绝的奋斗，那么,“为艺术而艺术”吧!“不管那风狂雨暴，敲打我紧闭的窗户，我制作珐琅和玉雕。”［法］戈蒂耶：《珐琅与雕玉·自序》，见飞白：《诗海》。“要在这种生活批判的诗里找到慰藉和支持。”阿诺德语，转引自飞白：《诗海》。可以想象，西方诗歌这种背弃现实，专注于个人艺术幻想的趋向很自然地引起了何其芳“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理想熏陶又渴望着为这一理想寻找现代话语的何其芳也来不及仔细辨析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诗学选择的本质差异了。

何其芳继续沿着现代艺术的发展轨迹向前推进，并经由戴望舒诗歌的影响而与法国象征主义一见如故。“他曾对班纳斯派精雕细琢的艺术形式有过好感。而最使他入迷的却是象征派诗人斯台凡·玛拉美、保尔·魏尔伦、亚瑟·韩波等。后期象征派诗人保尔·瓦雷里他早就喜欢了。”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35~36页。不过，何其芳接受象征主义并不意味着对“为艺术而艺术”精神的抛弃(这一点与象征主义本身是不同的)，严格说来，倒是为先前所有的人生—艺术追求找到了一个最现代也最纯熟的诗歌模式。因为西方的象征主义与中国晚唐五代诗词有更大的相似性，所以“其芳已受过晚唐五代的冶艳精致的诗词的熏染，现在法国象征派的诗同样使他沉醉。一个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是外国现代的，两者在他心里交融”同上书，36页。。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促使了何其芳创作的全面成熟,《预言》就是这一交融的艺术总结。

一般认为,《夜歌》显示了何其芳对《预言》的突破，在创作内容的现实性、思想追求的社会性、情调的明快性、语言的朴素性等方面都与《预言》大异其趣。但是，这是不是说诗人完全否定了先前的“佳人芳草”心态，寻找到了全新的艺术模式呢?我个人认为,《夜歌》与《预言》固然有所不同，但并不存在着什么天壤之别。《夜歌》并没有完全改变诗人自慰自赏的个性气质，从某种意义上看，不过是对“佳人芳草”心理选择的转化性发展。《夜歌》时期的何其芳，分明已经把延安地区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当作自己梦寐以求的灵魂的栖息所，把火热的劳动斗争当作理想的生命形态，他笔下的“文化像翅膀一样长在每个人身上”,“然后我们再走呵，/走向更美满的黄金世界……”(《新中国的梦想》)他热情描绘中国革命领袖:“他把中国人民的梦想/提高到最美满，/他又以革命的按部就班/使最险恶的路途变成平坦。”(同上)他又幻想列宁“坐在清晨的窗子前”“给一个在乡下工作的同志写信”，并且说，“他感到寂寞。他疲倦了。我不能不安慰他。/因为心境并不是小事情呀”，恍惚之中，诗人自己似乎就“收到了他写的那封信”(《夜歌(二)》)。不难看出，此时此刻的何其芳仍然沉浸在他的生活蜜梦当中，仍然努力为自己的“寂寞”、“疲倦”求取精神的慰藉和寄托，所有这些热气腾腾的新生活，这些灿烂鲜明的人生理想都被诗人纳入到个人寂寞与孤独的解脱之路上来加以解释。在《夜歌》里，社会生活的风采总是与个体的脆弱、不稳定联系起来，诗人竭力用社会生活的新理想、新境界消解个人的感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些用来自我鼓励的理想形态也属于“佳人”、“芳草”原型的遥远而曲折的投影呢?不妨顺便一提的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长河里，在“佳人”、“芳草”最早的原型屈骚那里,“佳人”、“芳草”恰恰就具有浓厚的政治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