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讨论梁宗岱的诗歌与诗学贡献，大都离不开“中西交融”的基本判断，这固然符合了梁宗岱本人的艺术履历与诗学趣味，但问题在于，当对初期白话新诗的不满已经成为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诗坛的一种主流话语时,“中西交融”也就成为了包括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诸多诗人的“共同目标”。在这种意义下，作为个体的梁宗岱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这是我们今天研讨梁宗岱的成就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我想从梁宗岱20年代前期的诗歌谈起，下面的这首诗就出自他的诗集《晚祷》：

当夜神严静无声地降临，

把甘美的睡眠

赐给一切众生的时候，

天，披着件光灿银烁的云衣，

把那珍珠一般的仙露

悄悄地向大地遍洒了。

于是静慧的地母

在昭苏的朝旭里

开出许多娇丽芬芳的花儿

朵朵地向着天空致谢。

——《夜露》

这是1923年的一个夜晚，中国诗人梁宗岱写下了这首静谧安详的“夜之颂”。之所以称之为“夜之颂”而非传统的“静夜思”，就在于诗人在这里为我们展现的已经不是传统诗歌物我融洽、浑成一体的夜景，不是自然之夜的纤细的律动印证和引发了诗人内心的思绪。“夜静群动息，蟪蛄声悠悠。庭槐北风响，日夕方高秋。”（王维《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风景日夕佳，与君赋新诗。澹然望远空，如意方支颐。”（王维《赠裴十迪》）“山月临窗近，天河入户低。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浮客空留听，褒城闻曙鸡。”（沈佺期《夜宿七盘岭》）在中国古人那里，夜色、夜声与诗人的心灵浮动都控制在了一个基本感觉的自然延伸的范围之内，所谓即景生情、托物言志的诗思,“景”与“情”、“物”与“志”在彼此的和谐中保持了某种“同构”关系。梁宗岱的“颂”勾勒的则是一个安详和谐而又分离的世界：安详和谐的是它的气质与氛围，分离则是它的存在方式——天上是“夜神”的恩典，是环绕着神恩的非凡的壮丽，地上是承受着神恩的万千生命，它们仰视苍穹，默默地虔敬地“向着天空致谢”。在这样一个由“神恩”引领的世界秩序里，人的自我精神也不是蜷曲在大自然声色的本原形式里，不是在本然形态的浑融和谐里追寻自我情绪的浮动，人类向“神”感恩致谢的“颂”歌就是对神所创造的“分离”世界的体认：我们都有必要不断脱离凡俗的人间，向着永恒的壮丽的苍穹礼赞和飞升，祈祷、礼赞都是自我精神超越的高尚形式。祈祷被称为“宗教的灵魂和本质”,“最具有自发性和最属个人的宗教表达”,“人在祈祷中向上帝舒展开自己的肢体。他想超越自身，不想再孤独，不想再让自己与自己独处”［德］奥特：《祈祷是独白和对话》，见《二十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上卷，60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沉思的人已在祈祷中与他的信仰融合为一了，因此才能够在其中见出上帝的天启，或者达到福象（beatific vision），这和我们刚才讲的精神升华的最高境界是处于同等水平的。”孙津：《基督教与美学》，19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梁宗岱的晚祷与夜颂与同一时期的许多中国象征派诗歌是有区别的，例如穆木天的《薄暮的乡村》：

村后的沙滩

时时送来一声的打桨

密密的柳荫中的径里

断续着晚行人的歌唱

水沟的潺潺寂响……

旋摇在铅空与淡淡的平原之间

悠悠的故乡

云纱的苍茫

是眼前“薄暮”中的景观牵动了诗人的意绪与缅想，显然，穆木天的“薄暮世界”是一个浑然完整的世界，诗人的自我与思绪也都飘动在这个世界的物象之中，没有“上”与“下”的分别，没有从凡俗到圣境的飞升，从本质上讲，它更近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即景抒怀”模式。

我曾将中国古典诗歌的精神追求概括为“物态化”，以此与西方诗歌的“意志化”传统区别开来。物态化的诗歌艺术并不追求个人情绪的激荡奔涌，也无意沉醉于主观思辨的玄奥之乡，它的理想世界是物我平等、物物和谐、物各自然。“体物写志”、“以物观物”被视作中国古典诗歌抒情艺术的至境。在中国现代新诗发展史上，随着人们对初期白话新诗的粗糙之弊批评渐增，转而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千年传统中寻觅艺术的滋养就成了一个诱人的选择，于是，从20年代初期开始，在新月派、象征派诗人的笔下，就再次浮现起了白话形式的“物态化”诗歌境界。

梁宗岱的晚祷与夜颂之所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非物态化”的诗境，是因为他少年时代求学于教会学校的知识与精神背景为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同样诱人的心灵选择：不是在与自然的融洽而是在与自然“之上”的神的对话中寻觅生命的意义，在由祈祷与天启所引领的神性秩序里，神的意志贯穿了整个宇宙，不是自然本身而是神的意志在引导我们的生命完成最根本的超越，在这种精神资源中,“物”只是“意志”的体现，而“意志”本身才是生命的根本，我们通过景仰和领受神的“意志”的方式提升着自我的“意志”。基督教文化就是通过这一过程继续强化了西方艺术自古希腊以来的“意志化”传统。梁宗岱沐浴于“晚祷”境界的体验给了他一个走出“物态化”传统的机会，每当夜幕降临，诗人不是如古代士子一般在自然的宁静中品味人间的温良与感伤，而是在凡间的黑夜之外冥想着另外的“光明”，那就是造物主意志的“光明”。“我只含泪地期待着——/祈望有幽微的片红/给春暮阑珊的东风/不经意地吹到我底面前。”(《晚祷》（二））“让心灵恬谧的微跳/深深地颂赞/造物主温严的慈爱。”(《晚祷》（一））而充满了造物主意志的夜空竟是如此的壮丽:“深沉幽邃的星空下，/无限的音波/正齐奏他们的无声的音乐。/听呵！默默无言地听呵！/远远万千光明的使者”(《星空》）。诗人不仅颂扬着意志的超越，也开始在“物质”的世界中发现自我意志的映射:“金丝鸟”与“黑蝴蝶”也如人类一般循声寻觅生命的伴侣(《失望》），夜枭的呜鸣幻化为“人生诅咒的声音”(《夜枭》）,“晨雀”吟唱“圣严的颂歌”(《晨雀》），不管这些诗歌本身还有多少的稚拙与简单，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确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惯常模式之外，开辟了另一重新的境界。

如果对读后来进入梁宗岱视野的西方诗歌，我们便不难发现那种“意志化”的物我关系与意象处理方式，在魏尔伦那里就是这样读解自然的存在与意义的：

天空，它横在屋顶上，

多静，多青！

一棵树，在那屋顶上

欣欣向荣。

一座钟，向晴碧的天

悠悠地响，

一只鸟，在绿的树尖

幽幽地唱。

上帝呵！这才是生命，

清静，单纯。

一片和平的声浪，隐隐

起自诚心。

——魏尔伦：《狱中》见《梁宗岱译诗集》，5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这是一个不断“向上”的感受，大地之上是房屋，房屋有屋顶，屋顶之上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鸟”，在这一切之上更有安静的青天，更有上帝。这就是人类精神超越的典型形式，是高远的生命意志鼓励诗人鄙弃牢狱般的现实，不断地挣扎向上。我们往往认定西方诗歌自象征主义开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接近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物我理想，其实，这里的区别仍然是显著的：不是将世界读解为一处自然浑成的整体，而是努力在其中分辨出意义不同的境界，从中寻找出我们精神升华的路径，这样的意志化诗思在西方象征主义诗歌那里是十分突出的。瓦雷里是与梁宗岱关系密切的诗人，他眼中的“大地”也充满了意志与心灵的动能:“这片充满无形烈火的圣洁含蓄的大地/是献给光明的赠礼，/我喜欢这里，它由高擎火把的翠柏荫庇，/树影幢幢，金光闪闪，片石林立”(《海滨墓园》）。参见葛雷、梁栋译：《瓦雷里诗歌全集》，140页，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可以说，梁宗岱少年时代所获得的宗教精神资源是他接近西方意志化“诗思”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意志化的诗歌选择则是他走出中国传统诗歌模式的主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