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梁宗岱的复杂性和认识价值还不仅在于此。事实上，作为一位有着独特艺术感受能力，又有过早年“异样”的艺术实践的诗人，他绝不可能漠视和忽略掉新的艺术品格，不可能从根本上否认西方诗歌的异样的经验，特别是它的新的发展现实。

于是，我们发现，就在梁宗岱看起来圆满自如、中西交融的诗学阐释里，常常都隐含了不少理论细节上的矛盾。这是一位有过“异样”艺术经验的诗人在汇入集体性的思维模式之时的必然，而矛盾恰恰是他某种真实艺术体验的产物，例如，在论及一系列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理想之时，其艺术感受的细节不时羼杂进了某些“异样”的成分。他以“物我两忘”的庄禅境界解释了“契合”，但进一步的描述却又是这样的:“这颜色，芳香和声音底密切的契合将带我们从那近于醉与梦的神游物表底境界而达到一个更大的光明——一个欢乐与智慧做成的光明。”梁宗岱：《象征主义》，见《宗岱的世界·诗文》，148页。这里的“醉与梦”属于瓦雷里的用词，其中已经不自觉地羼杂了西方象征主义的超验意识，而“欢乐与智慧做成的光明”则更是西方意志化传统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升华。在这一瞬间，诗人梁宗岱似乎又回到了早年《晚祷》的精神体验。

同样，他在引述具有“宇宙意识”的中国古典诗歌如王维、陈子昂的作品之时，也会情不自禁地感叹道:“不过这还是中国的旧诗，太传统了！我们且谈谈你们底典型，西洋诗罢。”梁宗岱：《论诗》，见《宗岱的世界·诗文》，113页。于是,“中西交融”的例证便转向了西方，在这里，隐隐浮动的还是诗人对于异域艺术方式的独特兴趣。我以为，正是从这一独特的感知需要出发，梁宗岱也同时道出了西方诗歌的许多民族特性，例如他深刻地指出，瓦雷里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提出了一系列“永久的哲理，永久的玄学问题：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底关系如何？它底价值何在？在世界还是在我，柔脆而易朽的旁观者呢？”梁宗岱：《保罗·梵乐希先生》，见《宗岱的世界·诗文》，104页。

梁宗岱将他的诗论定名为“诗与真”，按照他的说法，这一命名是受了歌德自传Dichtung und Wahrheit的启发,“诗”指的是幻想，而“真”指的是事实，幻想与事实就是一个人“将毕生追求的对象底两面”梁宗岱：《诗与真·序》，见《宗岱的世界·诗文》，91页。。考虑到梁宗岱早年《晚祷》中的圣境礼赞，以及后来诗论中也不时流露出来的对于“光明”境界的向往，我甚至怀疑，在少年时代就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梁宗岱的心目中，是不是也一直暗含着对于“真”的另一重超验的理解？在基督教的观念中，上帝就是真理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全部基督教信仰的基石。《约翰福音》有云:“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见证。”当然不是说基督教观念就支配了梁宗岱的思维，但有过类似的人生履历也似乎意味着“真”至少并不就是简单的“现实”，而是与某种心灵的超越性经验相联系的东西。

梁宗岱可能存在的对“真”、对“事实”的这样的理解也充分表现在他关于诗歌与“生活”关系的深刻论述中。

梁宗岱毕竟是一个有过丰富艺术创作经验的诗人，虽然他“中西交融”的理想更多地受制于自新月派到现代派的中国诗人的集体误读，但他关于诗歌现实经验的论说却直接与对徐志摩《诗刊》的批评有关,“《诗刊》作者心灵生活太不丰富”，他是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我以为中国今日的诗人，如要有重大的贡献，一方面要注重艺术底修养，一方面还要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或者，如果你自己觉得有三头六臂，七手八脚，那么，就一齐去，随你底便！总要热热烈烈地活着。”梁宗岱：《论诗》，见《宗岱的世界·诗文》，107页。有人认为这反映了梁宗岱诗歌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因素，其实，用过去的现实主义来“修正”所谓象征主义的“唯心”之弊，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都是一相情愿的，我们必须从诗人实际的艺术经验、从他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感知出发寻求解释。从前期象征主义到后期象征主义，直到梁宗岱所关注的里尔克“诗是经验”的实践，西方现代诗歌的发展已经逐渐将内在体验与外在经验的双重意义凸显了出来，到后来叶芝、艾略特的诗歌追求，更是证明了在深入外在世界的同时展示心灵活动的价值，并且在根本的意义上看，这一符合西方诗歌潮流的选择也更加有利于解决中国现代新诗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的问题：在艺术自觉的道路上，人们一味返回到由古典意境所造就的空虚的诗情之中，最终不得不陷入到“诗情干枯”的窠臼。在这个意义上，只有真正地投入人生，用现实人生的血肉来激活内在的灵性，中国新诗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这里所谓的“现实”当然不是那种排斥心灵价值的“主义”，而是诗人自我经验的一部分。用梁宗岱的话来说，就是诗人应当成为“两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二者不独相成，并且相生：洞观心体后，万象自然都展示一副充满意义的面孔；对外界的认识愈准确，愈真切，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梁宗岱：《谈诗》，见《宗岱的世界·诗文》，156页。

梁宗岱对于现实生活“经验”与心灵世界的这种互动性理解接通了前往40年代中国新诗的可能，在梁宗岱与冯至以及40年代的“新诗现代化”追求之间，也就有了某种十分值得注意的贯通关系。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宗岱这一论述之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价值决不亚于他的“三大诗论”，其开创价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正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充满现实“质感”的梁宗岱，他并不是以学贯中西而著称，也不是以再一次地重温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境界而名世，他就是一个直面中国新诗当下事实的艺术家，一个昭示了当前创造障碍的极具现代意识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