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犯了罪”的，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芦笛啊，

它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

——艾青：《芦笛》

关于艾青的描述我们已经有了很多：他与中国现实主义新诗艺术，他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艺术，他与中国新诗的“散文美”取向，他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的影响……然而，作为中国30年代走向西方现代诗艺的诸多诗人中的一位，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与当时影响颇大的“纯诗”选择拉开了距离，是什么力量使得他与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有如此的不同？这些问题仍然期待着我们作出切实的回答。而这些回答显然又都集中在这么一个问题上，即诗人艾青与中国诗歌传统的关系——当中国式的现代派诗人在中西交融的理想旗帜之下折回到中国诗歌传统的“纯诗”之路时，同样接受西方现代诗艺的艾青却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突破了这一传统，支撑起他对“散文美”的追寻，就是这种突破最终确立了他在40年代诗坛的地位。发现艾青的胡风回忆了他读到诗集《大堰河》时的感受，他认为这部作品“感情内容和表现风格都为新诗的传统争得了开展”胡风：《胡风回忆录》，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胡风简短精当的判断启发我们对艾青的诗歌艺术选择作出更深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