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胡风是通过《大堰河——我的保姆》认识了艾青一样，艾青的诗歌艺术也似乎将永远地与大堰河——这位贫苦朴素的农妇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除了对诗人阶级情感的渲染之外，我们似乎还缺少对“大堰河”意义的更深入的开掘。艾青因为“克父母”的恶咒而只能在大堰河那里去寻找一点宝贵的母爱，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培育着一种“地主儿子”对劳动人民的情感，它同时也引导了诗人艾青对人生、对人与人之间情感关系的最真切的感受：一位无辜的孩子，就是因为那场身不由己的出生艰难而丧失了父母之爱，成为父母的“弃儿”，这个家庭无法收容他这个弱小的生命，父亲、母亲成了“叔叔”、“婶婶”，他只能寄居到另一个毫无干系的农家，这是怎样的创伤和屈辱呢?

传统中国对人的规范和塑造是由家庭内部的人伦训育开始的，但艾青所面对的现实却是，他固有的家庭粗暴地拒绝了那种习见的“温情脉脉”的训育。5岁时，“弃儿”艾青终于回了“家”，但迎接他的却是父亲无缘无故的打骂与呵斥。在诗人幼小的心田里，忧郁的阴云由此更加浓重地弥漫开来了。

艾青说:“我长大一点后，总想早点离开家庭。”转引自叶锦：《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见《艾青专集》，6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父亲的冷漠和歧视中断了他受哺于传统人伦关系的可能性，他力图冲出家庭的包围，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对传统人伦关系及其道德观念的抗拒，叛逆与倔强因此在艾青的精神世界里生长起来。到后来，艾青留学巴黎的时候，一方面是父亲断绝了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他顽强地打工过活，两方面的力量都在加固着诗人的叛逆之路，以至到了父亲病危和去世这样的时刻，艾青竟也拒绝回家“尽孝”。在诗中，他坦言道:“我害怕一个家庭交给我的责任，/会毁坏我年轻的生命。”“我走上和家乡相反的方向”,“在这世界上有更好的理想” (《我的父亲》)。在家中，艾青是长子，一个拒绝承担“家庭责任”的长子，这在现代中国作家的“长子”行列中，也是少见之极的!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他对自我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体验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一个和谐的家庭可能会让他感到舒适，也可能从中学会“顺从”和“忍让”，学会牺牲自我的“适应”；相反，一个冷漠的家庭可能会让他倍感孤独，但也可能会激发叛逆与反抗之情，并决定他在以后的人生中保持自我的独立。从叛逆之路上走过来的艾青确乎保持了更多的个性与自我。如果将反叛家庭的艾青与相对温和的另一位七月诗人田间作一对比，看一看他们各自最终的文学取向，那肯定会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

反抗父性权威似乎先天就包含着一种文化的内蕴。艾青对父亲的背弃和挑战同时与他的文化反叛交相辉映。“从高小的最后一个学期起，我就学会了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的旧文艺。对于过去的我来说，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是比李白、杜甫、白居易要稍稍熟识一些的。我厌恶旧体诗词，我也不看旧小说、旧戏。”“我所受的文艺教育，几乎完全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艺和外国的文艺。”艾青：《谈大众化与旧形式》,见《艾青全集》，3卷，234页，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4。这个故事也经常被后人提起：艾青上初中时的第一次作文，便援用了胡适的名言作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中他猛烈地抨击了文言文。老师批语道:“一知半解，不能把胡适、鲁迅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没想到，艾青竟敢在老师的批语上打一个大大的“叉”!

后来的事实证明，没有将古典诗词背得滚瓜烂熟的艾青照样成了诗人，而这样的“一知半解”恐怕恰恰保证了他拒绝传统文学压力之后的一种心灵的自由，艾青不是在反复诵读中国古诗的过程中触摸世界并最终成为诗人的，他的诗歌灵感是在对世界的直接感触中获得的，他甚至首先是一个天才的画家，借重画家的眼睛和手在后来写出了流动的诗行，这样的诗人似乎更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