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战爆发直到1941年到达延安，艾青的步履遍布了大江南北，那颠沛流离的生活体验再一次拓展了诗人创作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他在反叛中国传统诗歌理想、建设新诗现代观念的道路上迈向成熟。

三类崭新的意象出现在艾青的诗歌中，它们分别是“北方”、“战争”和“乡村”。北方的苦难和它的土地一样广阔厚实，看惯了江南明山秀水的艾青从中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吱呀的独轮推车，古老的风陵渡口，灰黄的沙漠风暴，还有那驴子、骆驼、乞丐，这一切又都与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沉痛的记忆联系着，北方让艾青“沉实”起来。为死难者画像，画下那一张破烂的“人皮”，画下那城市的火焰，画下“吹号者”和“死在第二次”的士兵，酷烈的战争给诗人留下了前所未有的血色风景。而后方的乡村和旷野，那水牛，那小马，那青色的池沼，又总是让诗人浮想联翩，想起生存的艰辛，想起文明的含义，还有自己那割舍不去的土地的“根”。与那些单纯的自我抒发式的浪漫主义诗人不同，艾青所追求的是自我之于世界的更大的辐射力和涵盖力。这样，正是在“移步换景”的过程中，世界丰富的景观充实了艾青的诗感，壮大了他的诗歌精神。

艾青诗歌深度的掘进亦得力于抗战。抗战中的人生复杂而混乱，复杂混乱的人生撑满了诗人的心灵。在这里，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亢奋与颓顿常常是不分彼此地绞缠在一起，撕扯着人也升腾着人。艾青这一时期的诗作继续显示着他把握和处理繁复感情的能力，一对对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的“诗情”与“诗力”流转在他的笔下：土地的淳朴和悲凉，农夫的愚蠢和执着，战士的惨烈和崇高以及人的死亡和再生。“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爱这土地》）这经典性的诗句传达着经典性的错综情感，诗的现代魅力得到了尽情的展现。

艾青的诗歌实践还与他自觉的理性探索相互应和着。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他张扬着一种充满力量的动态的“诗美”,“存在于诗里的美，是通过诗人的情感所表达出来的、人类向上精神的一种闪灼。这种闪灼犹如飞溅在黑暗里的一些火花；也犹如用凿与斧打击在岩石上所迸射的火花”。他总结自己为自由和独立而奋斗的历程，提出:“他们能向世界要求什么呢——最主要的是发言的自由，——而这些常常得不到，因为任何暴君都知道，一个自由发言的，比一千个群众还可怕。”他深刻地指出:“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但“所谓‘体验生活’是必须有极大的努力才能成功的，决不是毫无感应地生活在里面就能成功的”。他充分肯定意象、象征、联想和想象在现代诗歌创作中的意义，同时又竭力宣传新诗的口语化与散文美,“最富于自然性的语言是口语”艾青：《诗论》、《诗人论》，见《艾青全集》，3卷，7、86、18、38页。，“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散文是先天的比韵文美”艾青：《诗的散文美》，见《艾青全集》，3卷，64、65页。。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包含着他对中国新诗发展道路的严肃思考:“目前中国新诗的主流，是以自由的、素朴的语言，加上明显的节奏和大致相近的脚韵，作为形式；内容则以丰富的现实的紧密而深刻的观照，冲荡了一切个人病弱的唏嘘，与对于世界之苍白的凝视。”艾青：《诗与时代》，见《艾青全集》，3卷，72~73页。

1941年以后的延安生活似乎给诗人艾青带来了某种稳定性：一个中国人伦传统所遗弃的孩子在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建立着自己稳定的生活，他无须再漂泊流离了。伴随着生存环境的这种变化，诗人艺术追求上的叛逆的锋芒也出现了明显的“钝化”——尽管在进入延安的诗人当中，艾青的自我意识和现代艺术精神是保留得最多的一位，但他依然真诚地希望将固有的理想交付给一个憧憬中的未来，并且为自己这一并不完全熟悉的未来做好牺牲的准备，让新时代的“脚像马蹄一样踩过我的胸膛”,“为了它的到来，我愿意交付出我的生命／交付给它从我的肉体直到我的灵魂”(《时代》)。对于这个时候的艾青，我们似不便再用“弃儿”和“叛逆”的模式来加以描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