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鲁迅发表评论之时，冯至已经出版了《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它》两部诗集，这些作品显然不同于早期新诗诸如胡适等人的直白、理智，但是，它们是不是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幽婉、含蓄的抒情传统并因此而获得了鲁迅的青睐呢？显然没有如此的简单，因为到鲁迅发表议论的1936年，中国新诗已经在离开早期新诗范式的道路上走了很远，种种的抒情模式都已经得以发展，所谓幽婉、含蓄的抒情风格在新月派诗歌例如徐志摩等人的作品中已经有充分的呈现，但是，鲁迅却明确表示“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鲁迅：《集外集·序言》，见《鲁迅全集》，7卷，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如果说幽婉、含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古典诗歌感性抒情传统的一种风格，那么也没有证据表明鲁迅期待这种“感性”风格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未来”。鲁迅对徐志摩关于诗歌感觉的说法曾经有过批评。徐志摩1924年译介波德莱尔《死尸》时议论道:“诗的真妙处不在他的字义里，却在他的不可捉摸的音节里。他刺戟着也不是你的皮肤(那本来就太粗太厚!)却是你自己一样不可捉摸的魂灵”，又说这种神秘的音乐就是“庄周说的天籁地籁人籁”见1924年12月1日《语丝》。。针对这样的“感性”言论，鲁迅在《“音乐”？》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开篇就是:“夜里睡不着，又计画着明天吃辣子鸡，又怕和前回吃过的那一碟做得不一样，愈加睡不着了。”鲁迅：《集外集·“音乐”?》，见《鲁迅全集》，7卷，53页。寥寥数语，道出了物质欲望对于人类的纠缠，相对而言，那些空灵玄妙的“感觉”的确就有点虚无缥缈了，在鲁迅看来，离开尖锐的现实来谈感觉的神妙，很不可靠。

今天人们常常引用鲁迅关于诗歌的只言片语——诸如《诗歌之敌》中“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鲁迅：《致蔡斐君(350920)》，见《鲁迅全集》，13卷，2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似乎鲁迅倡导一种接近中国古典诗歌范式的写作，其实综合鲁迅的各种论述来看，他恰恰倾向于从传统的欠缺处入手，拉动中国文学的更新和变化，激赏的是“摩罗诗力”,“放言无惮”，向往的是 “血的蒸气”,“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反对的是 “平和为物”，质疑的是“静穆”之美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见《鲁迅全集》，6卷，4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冯至前期创作虽然还没有达到《十四行集》那样的成熟，但是却已经显示了与中国古典诗歌感性抒情传统有别的路径。《蛇》不是古典士子的感伤,《蚕马》的苦闷也不再是“士不遇”的孤独，除了苦闷与孤独,《蚕马》还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

一瞬间是个青年的幻影，

一瞬间是那骏马的狂奔；

在大地将要崩溃的一瞬，

马皮紧紧裹住了她的全身！

同样，在《蛇》中，我们也不仅仅是读到了寂寞与忧伤，这里显然不是那种悲情的倾诉，而是贯穿了某种悠远、执着而坚定的思想：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从整体上看,《蛇》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抒情的婉转与悲切。寂寞与孤独或许是中国传统诗歌的一个母题，但刚刚踏上诗歌创作的冯至，却赋予了孤独这样的力量：

没有朋友，没有爱人的尼采在他独卧病榻的时候，才能产生了萨拉图斯特拉的狮子吼；屈原在他放逐后，徘徊江滨，百无聊赖时，才能放声唱出来他的千古绝调的长骚。冯至：《好花开放在最寂寞的园里》，见《冯至全集》，3卷，170~171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所以说，冯至虽然不时自称是“在唐宋诗词和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冯至：《在联邦德国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颁发仪式上的答词》、《论诗歌创作》，见《冯至全集》，5卷，196页。写诗的，但影响他生命观深层的一些素质却无疑是诺瓦利斯、荷尔德林、里尔克等西方的诗学精神，并且以此为基础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传统。

不仅如此，在鲁迅评论冯至的时候，冯至已经开始了诗歌写作上的重要转折，即从1920年代的情感抒发型转向经验抒写型，强调人生经验的提取和挖掘，这离感性抒情的古典传统就更远了。他充满感情地引用过里尔克的《随笔》，其中对自我感受的描述，已经不再是“以物起兴”、“随物宛转”的感性思维所能够概括的了：

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是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我们必须能够回想：异乡的路途、不期的相遇、逐渐临近的分离；——回想那还不清楚的童年的岁月；……想到儿童的疾病……想到寂静、沉闷的小屋内的白昼和海滨的早晨，想到海的一般，想到许多的海，想到旅途之夜，在这些夜里万籁齐鸣，群星飞舞——可是这还不够，如果这一切都能想得到。我们必须回忆许多爱情的夜，一夜与一夜不同，要记住分娩者痛苦的呼喊，和轻轻睡眠着、翕止了的白衣产妇。但是我们还要陪伴过临死的人，坐在死者的身边，在窗子开着的小屋里有些突如其来的声息。……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以实现，在一个很稀有的时刻有一行诗的第一个字在它们的中心形成，脱颖而出。冯至：《里尔克》，见《冯至全集》，4卷，86页。

这不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即景抒情、托物言志，而是世界与我们内在的生命体验的深层对话，空间的深度和时间的长度保证了对话不会滑行于感觉的表层，而是双方的激情拥抱、冲击甚至彼此拷问的搏斗。尽管有时候诗人还在借用佛学体验来描述这样的物我关系，但是在事实上，他却已经借助里尔克的哲思，为“物态化”的中国诗歌传统注入了大量崭新的“意志化”的内涵，或者说，是重新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传统”，正如冯至在后来的《传统与“颓毁的宫殿”》一文中所说:“现在常常有人谈论继承传统问题，并不是无故的。我只担心，在大家向过去一回顾时，只看见些‘颓毁的宫殿’，而因此望不清传统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拆除那些颓毁的宫殿，不要让它们长久蒙混纯正的传统。”见《冯至全集》，4卷，26、27页。当然，这“纯正”来自冯至的创造，或者说是他创造力激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