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评价李金发的诗时提出过意象的“近取譬”、“远取譬”之说，我觉得也可以用在这里。远与近指的是喻体和本体之间的关系的远近，分别指向的是我们欣赏习惯的陌生感与熟悉感。冯至的诗歌思维也可以借用此说，诗人其实是在与古典审美形态的有距离的方向上发展新的可能性。当冯至说他的寂寞“是一条蛇”时，我们都会觉得“寂寞”和“蛇”之间的距离很大，要用很多描述才能说服读者，这就与中国诗歌通常的即景抒情的传统有了距离，冯至有强烈的建构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而且他的思想是很丰富的。徐志摩的诗歌是他个人体验的留痕，他无意要展示其思想的丰富性和奇异性，他要展示的是他的感受能力。对思想的展示，则是要跳脱外部世界对自己的牵制。当人感到轻松、不那么严肃时，人的灵性与世界是搅扰在一起的，世界总是刺激人的感受；而当一个人严肃地面对世界之时，他就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的思想发展上。当我们跳脱了外在世界的牵制时，我们内部的思想就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冯至的素质恰恰在于他比较看重自我思想内部的建构。在这条道路上，德国浪漫派与现代主义都给了他新的艺术资源。

回过头来，我们可以继续追问：鲁迅为什么如此“绝对”地夸赞冯至？这里当然可以有多重解释，包括他们某些共同的心境等，但是，刻意地展开“思想建构”，在与古典审美形态的有距离的方向上发展新诗可以说更是共同的倾向，在这方面不仅要看鲁迅的只言片语，更要看他的“敲边鼓”的早期创作，虽然从艺术的完整性来看，它们未必那么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并不那么协畅、顺达的诗句都表现出了与古典诗歌大相径庭的旨趣。几乎在每一首鲁迅新诗里，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为传统诗歌无法包容的情绪内涵与精神境界。《梦》是对混沌的无意识世界的有层次感的刻绘，这在当时的新诗中十分鲜见；《爱之神》仿佛是一篇现代爱情的宣示，而且抒发了“无爱情，毋宁死”的极端情绪，完全诀别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桃花》暗示了中国的人伦关系，诗歌以艳丽的桃花比喻狭隘的世人，本身也属于“远取譬”；《人与时》表达的是直面现实、投入生命的人生态度。这样的创作都展示了鲁迅对自我思想复杂性的偏好，与中国古代的诗歌抒情方式判然有别，所以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朱自清认为,“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见《中国现代诗论》，上编，242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同一时代首开白话诗之风的胡适也承认，早期白话诗人“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只有“会稽周氏弟兄”除外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300页。。

为什么重提鲁迅对冯至的判断问题？因为包括语言艺术在内的中国新诗的现代建构始终都是一个难题，其间争论不休，而每当我们的诗歌陷入发展的困境之时，都会响起“回到传统”这样一种看似理所当然，实则歧义丛生甚至似是而非的声音。其实,“传统”一词哪里是可以轻易说明的,“近取譬”唤起了我们重温传统的亲切感，而“远取譬”也可能开创新的艺术空间，并最终发现冯至所谓的“纯正的传统”。阅读冯至，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传统”不一定就近获得,“远”也不失为一种有力或者有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