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这样一种“远取譬”——与传统抒情有距离的语言建构的方向观察冯至，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他的真正的诗歌史贡献。

一般认为，中国新诗从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转折与冯至和卞之琳有关，正是他们诗歌中的哲理性启发了如“中国新诗派”这样的诗人群体，推动了诗歌历史的发展。这大体上是不错的，但是，具体到一些历史的细节和诗人个体的选择，也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

卞之琳的哲理其实与冯至有很大的差异，究竟是怎样的形态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转折？

前面我们已经有所论述，卞之琳诗歌的哲理化的因素加强了，但似乎并不能将这样的诗歌称作“哲理诗”，有的诗，比如《断章》，很难严格地界定是哲理诗还是抒情诗，这里有一个难以分类的灰色地带：如果侧重于诗中所表达的相对关系，那么可以认为该诗是一首哲理诗；如果侧重于诗歌所表达的某种单向度的暗恋情绪，那么又可以视之为抒情诗。重要的是卞之琳显然无意展开“冗长”的哲理思考，他只愿意呈现自己的一些闪光的念头。

如果说卞之琳愿意“呈现”，那么冯至则开启了思想“起承转合”的过程。卞之琳的“呈现”是区别于冯至的“起承转合”的，呈现追求的是一刹那，可称作顿悟，而冯至则是逐渐展开的思考，是渐悟，这是一个过程，是思想的脉络流动，包括思考过程的矛盾都呈现了出来。冯至是人生的行走者、思考者，他在行走，在思想，并把置身其中的奋斗都展现出来，这是一种动态的感觉，是行走当中的感触，而卞之琳相对而言更像是静态的，有一种独特的旁观的态度。卞之琳总是否认自己的诗中有很深的哲理，他更倾向于认为是一种“意境”。其实意境这个词是很有深意的，不是对诗歌艺术趣味的随意表述，它属于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从总体上看，意境是静态的，是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反复渲染的，但渲染再多也不能跳脱这个核心的意义，意境并不追求思维的过程，其中并没有人生的起承转合的曲折。比如郭沫若的《天狗》，这样的诗歌绝对不能用追求“意境”来加以描述，因为《天狗》的情绪运动整个是一个过程，一个不知所起、不知所终的过程，诗人截取了这一段，完成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实现的是一个生命运动的过程，我们看不到它要流向何方，也无法准确把握。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现代诗歌和古典诗歌在美学追求上的区别。

郭沫若刻画的是情绪的过程，冯至展现的则是思想的过程。

在思想的跨度上，冯至的诗与卞之琳的诗差别显著，卞之琳是点到即止，冯至则是把思想推向各个方面。比如冯至的《别离》：

我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

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

身边感到冷，眼前忽然辽阔，

像刚刚降生的两个婴儿。

通常一般的抒情诗在写别离之时，都是沿着忧伤的路子——也就是诗歌中的“冷”——来写。而冯至却说，在感到了冷的同时，他又因为别离而获得了一个世界。接下来他还反复推演、阐释：

啊，一次别离，一次降生，

我们担负着工作的辛苦，

把冷的变成暖，生的变成熟，

各自把个人的世界耘耕，

为了再见，好像初次相逢，

怀着感谢的情怀想过去，

像初晤面时忽然感到前生。

一生里有几回春几回冬，

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

感受不到人间规定的年龄。

诗人完全不满足于离别之情的种种特征，而是以此为起点，对离别形成的人生意义不断追问、想象，对因为分离而各自展开的新的世界深入推进、拓展。另外一首诗《我们天天走着一条小路》也有类似的思想展开。既然是“天天走”的路，那应该是相当熟悉的，而冯至偏偏又从熟悉中发现了陌生：

我们天天走着一条熟路

回到我们居住的地方；

但是在这林里面还隐藏

许多小路，又深邃、又生疏。

走一条生的，便有些心慌，

怕越走越远，走入迷途，

但不知不觉从树疏处

忽然望见我们住的地方，

像座新的岛屿呈在天边。

我们的身边有多少事物

向我们要求新的发现：

不要觉得一切都已熟悉，

到死时抚摸自己的发肤

生了疑问：这是谁的身体？

由现实的路扩展到人生抽象的路，又由路的追问深入到生命的疑惑，这样的思维能力真令人叹为观止！通常我们都会写到对熟悉的事物的亲切感，当然也可能有厌烦甚至疲惫体验，但是，冯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些感觉的表面，他努力发掘出熟悉事物的多重可能，直到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奇异的“顿悟”。这里的思维空间很大，是诗人不断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问和耕耘的结果。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中，诗人的情绪常常需要借助对世界的不断接触来激发，需要所谓的“兴”；而像冯至这样的诗人则开始尝试另外一种能力：通过对自我的挖掘和追问来发现思想，寻找新的有意味的诗情。这更接近我所谓“意志化”的诗歌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