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的这一番努力可以说充满了对现代口语与现代书面语关系的崭新发现，它并不是对口语要求的简单“摆脱”，而是在一个新的高度重新肯定了口语和散文化，也赋予了书面语以新的形态。也许我们仍然会把穆旦的努力与20世纪西方诗人(如叶芝、艾略特)的语言动向联系在一起，但我认为，比起穆旦本人对中国诗歌传统与中国新诗现状的真切体察和深刻思考来，他对西方诗歌新动向的学习分明要外在得多、次要得多。如果说穆旦接受了西方20世纪诗歌的 “现代性”，那么也完全是因为中国新诗发展自身有了创造这种“现代性”的必要，创造才是本质，借鉴接受不过是一种创造方式。较之于初期白话诗，穆旦更能证明这一“现代性”的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