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包括穆旦诗歌在内的中国现代新诗的种种“现代特征”，其实都包含着对西方诗歌现代追求的某种认同。有意思的是，所有对西方诗歌现代追求的认同并没有导致相同的“现代性”，从胡适开始，以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最为典型的“现代化”之路却曲曲折折、峰峦起伏，难怪有人会将胡适挤向那粗陋的一端，又把穆旦随心所欲地拉向另外的一端，也难怪有人会在审察胡适的“现代性”之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胡适的批评者们同样拥有的“现代性”。

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同样追踵着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会有如此不同的效果?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这其中暗藏着一个更富实质意义的问题，即中国现代诗人如何面对西方的启示，完成自身的创造性贡献，是对既有创作格局的突破，还是有意识的回归?是“他者化”还是“他者的他者化”?

于是，问题又被引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所在：中国诗人究竟怎样理解自己的“传统”，他们如何处理自己的创作方向与传统的关系？因为正是理解和处理的不同，才最终形成了中国新诗各不相同的“现代特征”。

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与我们发生着关系的传统?我想可以这样说，传统应当是一种可以进入后人理解范围与精神世界的历史文化形态。这种对传统的描述包含着两个要点：首先，它是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只有是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形态，才可以供后人解读和梳理。用T艾略特的话讲，就是今天的人“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其次，它还必须能有效地进入到后人的理解范围与精神世界，与生存条件发生了变化的人们对话，并随着后人的认知的流动而不断“激活”自己,“展开”自己，否则完全尘封于历史岁月与后人无干的部分也就无所谓什么“传统”了。这两个要点代表了“传统”内部两个方向的力量。前者维护着固定的较少变化的文化成分，属于历史的“过去”，后者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属于文化中最有生趣和创造力的成分，它经由“现在”的激发，直指未来；前者似乎形成了历史文化中可见的容易把握的显性结构，后者则属于不可见的隐性结构，它需要不断的撞击方能火花四溅；前者总是显示历史的辉煌,令人景仰也给人心理的压力，后者则流转变形融入现实，并构成未来的“新传统”,“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由于新的(真正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美］T.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西方现代诗论》，73、74页。。

但是，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原道宗经的观念中，中国人似乎更注意对传统的维护而忽略了对它的激发和再造。人们往往不能准确地把握“反传统”与“传统”的有机联系，不能肯定自觉的反传统本身就是对传统结构的挖掘和展开，就是对新的传统的构成，当然也很难继续推动这种“反传统”的“新传统”。我们对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批评就是这样，其实胡适们对日益衰落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革命”本身就是与传统的一种饶有意味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别具一格的“反传统”诘问下，传统被扭过来承继着，生长着——汉语诗歌的历史经由胡适的调理继续向前发展。同样穆旦的价值也并未获得准确的肯定，因为如果过分夸大穆旦与胡适的差别，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明穆旦的全部工作的价值亦在于对传统生命的再激活，更无法解释由穆旦的全新的创造所构成的中国新诗的新传统。

相反,我们从感情上似乎更能接受中国新诗的象征派与现代派，因为它们直接将承袭的目标对准了那辉煌的传统本身。只是有一个严峻的事实被我们忽略了，即这种单纯的认同其实并不足以为中国新诗的生长提供强大的动力，因为,每当我们在为历史的辉煌而叹服之时，我们同时也承受了同等分量的心理压力，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光荣限制了我们思想的自由展开，掩盖了我们未来的梦想。还是T艾略特说得好:“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的或胆怯的墨守前一代成功的地方，‘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一来便在沙里消失了；新颖却比重复好。传统的意义实在要广大得多。它不是承继得到的，你如要得到它，你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美］T.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见《西方现代诗论》，73页。

穆旦显然是使出了“很大的劳力”。穆旦诗歌的“现代性”之所以有着迄今不衰的价值，正在于他使用“很大的劳力”于诗歌意义的建构，于诗歌语言的选择，从而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固有格局。他在反叛古典的“雅言化”诗歌传统的时候，勘探了现代汉语的诗歌潜力。正是在穆旦这里，我们不无激动地看到，现代汉语承受着较古典式“含蓄”更意味丰厚也层次繁多的“晦涩”；现代汉语的中国诗照样可以在自由奔走的诗句中煽动读者的心灵，照样可以在明白无误的传达中引发人们更深邃的思想，传达的明白和思想的深刻原来竟也可以这样并行不悖；诗也可以写得充满了思辨性，充满了逻辑的张力，甚至抽象。抛开了士大夫的感伤，现代中国的苦难意识方得以生长；抛开了虚静和恬淡，现代中国诗人活得更真实更不造作；抛开了风花雪月的感性抒情，中国诗照样还是中国诗,而且似乎更有了一种少见的生命的力度。总之，穆旦运用现代汉语尝试建立的现代诗模式，已经拓宽了新诗的自由生长的空间,为未来中国新诗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穆旦的“反传统”不正是中国诗歌传统的新的内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