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确已久久等待

沉郁夏夜的霹雳响雷；

青光扫过空星落树摧，

哗啦啦尘封的窗子一齐打开！

——袁可嘉：《号外二章》

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思想出现于1940年代后期，但为学术界重新认识并为文学史家广泛评述却是在40余年之后的1980年代。在1980年代足以淹没一切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刻，其实这样的文学意义的讨论并没有真正敞现出它的丰富内涵与独特价值。进入1990年代以后,“现代性终结”的宣判让曾经理所当然的“现代化”的理想变得有点不尴不尬了，现代化与现代性一样被视作西方文化的固有理念，对它们的认同也就是对西方文化殖民的顺从，而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一开头也的确表示:“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在这个时候，新诗与文学的“现代化”的理论意义更失去了从容讨论、深入剖析的可能。

但袁可嘉这一重要诗学思想恰恰是不能混同在这些“时代潮流”中加以衡量的，它有着自己的理路、自己的历史根据。重新研读他的“新诗现代化”论述，不仅可以让我们再次审视中国新诗发展曾经有过的历史贡献，而且也有利于反过来观察我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代化曲折”，从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厘清中国新诗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渊源，特别是它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民族性、中国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