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现代化”涉及的是中国新诗的大问题，而在今天，这些关于“现代化”的思考可能正好切中了我们十多年来关于“现代化”、“现代性”种种争议的核心。

为什么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问题？是否是为了追随西方诗歌与文学的动向？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第一句话是:“四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引起了读者的关注。”然后才是前文我们引述的那句话:“要了解这一现代化倾向的实质与意义，我们必先对现代西洋诗的实质与意义有个轮廓认识。”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单纯引用这后一句，自然会给人造成“西方文学指向”先行的印象，但是全面观之，我们就会清晰地知道，在袁可嘉这里，首先根本不是关注和追寻西方诗歌的新动向问题，引发他“现代化”讨论的恰恰是中国新诗自身发展的事实。这多少令我们想起当年胡适的《谈新诗》,《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期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胡适：《谈新诗》，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294~295页。。也就是说，与中国新诗的草创者一样，袁可嘉首先关注的不是“文化的引进与模仿”，而是如何对当下创作现象的理解和分析，是新的文学的现象激发起了理论家的思考的兴趣和解释的冲动，而这里的理论冲动并不来自“译介学”，而只属于“解释学”。

正因为袁可嘉的诗论在本质上是对中国诗歌创作现象的分析解释，而不是对外来诗学观念的“译介”，所以他引述西方新批评的诗学结论（如瑞恰慈“最大量意识状态”理论），显然立意并不在这些理论本身的完整性，而是目标明确地直接针对着中国新诗发展的最重要的现实：

……艺术作品的意义与作用全在它对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及最大可能意识活动的获致，而不在对舍此以外的任何虚幻的（如艺术为艺术的学说）或具体的（如以艺术为政争工具的说法）目的的服役……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在瑞恰慈的“最大量意识状态”的论述中，能够实现“最大量”的“包含”的诗的特点在于“由平行发展而方向相同的几对冲动构成的”,“通过拓宽反应而获得稳定性和条理性的经验”［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杨自伍译，227、22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这是着眼于诗歌内部的若干因素的相互作用，着眼于文本中的语义关系，即所谓的“组织”与“形式”参见上书，223页。；而袁可嘉则是将之联系到“人生经验的推广加深”，进而提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中的同样强烈的社会意识，现实描写与宗教情绪的结合”等“现实”问题，分明离开了新批评的“文本”世界与语义天地。“经验”一词虽说是瑞恰慈诗歌批评的关键词之一瑞恰慈谈“经验”，侧重于人的“智力”和“情感”，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定位于“艺术经验”，将现实“人生”作为“经验”的限定语则是袁可嘉的思想。，但将“人生”连接于“经验”之上，则完全是袁可嘉的特殊命意，就像他的诗歌理想——现实、象征、玄学的结合——一样，以“现实”为第一用词同样可以见出袁可嘉诗学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渊源。

至于他对诗歌所追求的“虚幻目的”与“具体目的”的批判，更来自中国新诗发展的重要事实而与新批评的表述有异，甚至也有别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旨趣。无论是新批评对艺术自主性与自足性的标举，还是象征主义的“纯诗”理想，都是捍卫而不是怀疑诗歌的“为艺术”之路。只有在现代中国，自新月派开始，历经象征派直到1930年代的现代诗派，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追求仅仅是借用了西方象征主义“纯诗”的旗帜，而实际上是陷入脱离复杂现实的作茧自缚的窘境。“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它的取材既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因此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在现代中国,“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诗”之路越来越构成了艺术发展的阻力，1930年代现代派诗歌的诗形僵死、诗思太枯竭、未老先衰已经造成了相当的危机，以至有人发出了“要有野蛮、质朴、大胆、粗犷”柯可：《杂论新诗》，载1937年1月《新诗》第2卷3、4合刊。的诗歌诉求。

当然袁可嘉也提醒人们警惕“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这种对诗歌“具体目的”的批判容易让我们想到新批评对文学“纯度”的打造，不过，对于这些西方诗家而言，将“道德”、“社会”等内容从诗歌“本体”中划分出来首先还是一个努力返回“文本”的艺术世界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总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文学本身的“意味”，相反，对于袁可嘉而言，虽然他以此维护了诗歌的独立性，但有意思的在于，他的诗学建设本来就不太着意引导我们陶然于艺术自足的天地里，而是以此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和变革，出于这个目的，袁可嘉显然是有自己的社会使命意识的。或者说，他是以推动诗歌完成“独立性”的方式真正寻找到现代新诗的历史性力量，袁可嘉的“诗歌独立”宣言不是带领我们从此走进了“文本”的封闭，恰恰相反，他最终是让诗歌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过程，让关怀新诗命运的我们同时关怀天下苍生和文学的运行。正如已经有学人指出的那样:“由于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必然关注，新批评的一整套文本批评理论在袁可嘉那里很大程度上演化成了诗歌写作指导——袁可嘉以这套理论召唤在艺术品质上以艾略特、奥登为楷模而又对中国现实有所干预的现代诗。”“袁可嘉将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对政治运动简单服从的口号化、概念化的‘政治感伤性’写作大潮，背负沉重的问题意识探索救治之途。新批评家对既存文本的‘回首’由此逐一变而为袁可嘉对未来文本的‘前瞻’。”姜飞：《新批评的中国化与中国诗论的现代化》，载《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