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以“新诗现代化”为理想，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呢？

这也是目前争讼纷纭的一个概念。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术界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知识考古”，其结论就是，这是一个来自西方文化的概念，在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得以全面呈现，后来随着西方文明的全球性扩张而输入到了东方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现代”理想其实是西方形态的翻版，至少具有难以自辩的模仿的嫌疑。在中国新诗发展事实基础上探讨“现代化”的袁可嘉相当注意其中的分别，他特别指出，必须在这样一种阐释活动中辨析表现形式“来源”和实际的艺术成果。一方面,“现代诗的读者接触这类诗作的经验太少，像面对来历不明的敌人，一片慌乱中常常把它看作译过来的舶来品。其实许多欧化的表现形式早已是一般知识群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来自西方却已经不是西方的原来样本”。另外一方面,“现代诗的批评者由于学养的不够，只能就这一改革的来源加以分析说明，还无法明确地指出它与传统诗的关系，因此造成一个普遍的印象，以为现代化即是西洋化”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载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

袁可嘉承认了西方诗歌之于中国新诗现代化动向的“来源”意义，但是又特别指出了中国自身的现代化与西洋化的根本区别：中国的“现代”是针对中国的“传统”而言。“现代”是中国传统形态自我演变中的“现代”，而不是什么输入与移植的外来的“现代”。在《新诗戏剧化》一文中，他还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

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早应在一年以前辨正的，却由于笔者的疏忽，一直忘了提起，那即是，我所说的新诗“现代化”并不与新诗“西洋化”同义：新诗一开始就接受西洋诗的影响，使它现代化的要求更与我们研习现代西洋诗及现代西洋文学批评有密切关系，我们却绝无理由把“现代化”与“西洋化”混而为一。从最表面的意义说,“现代化”指时间上的成长,“西洋化”指空间上的变易；新诗之不必或不可能“ 西洋化”正如这个空间不是也不可能变为那个空间，而新诗之可以或必须现代化正如一件有机生长的事物已接近某一蜕变的自然程序，是向前发展而非连根拔起。同上。

所以说，袁可嘉的诗学思想尽管与西方的新批评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但是支撑他探讨“现代”的基础却是中国诗歌自己发生的区别于传统形态的种种现象。《新诗现代化》一开篇就宣布：20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诗”。“出现”是袁可嘉的关键词，而且是中国的20世纪“四十年代”，而非西洋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

正是在这种时间流动、时代演变的意义上，袁可嘉先后使用了一系列的词语：试验、改革、革命、崛起、新旧……作为对走出“传统”的“现代”的描述，他所理解和呼唤的“现代”就是对我们已经有过的诗歌形态的调整和反动，需要调整的不仅有中国古代诗歌的形态，也有现代出现的在“中西沟通”的新鲜理念中复活的古代传统的选择，所谓“努力舍弃一些古老陈腐，或看来新鲜而实质同样陈腐的思想和习惯”袁可嘉：《新诗戏剧化》，载1948年6月《诗创造》第12期。，例如：

他们的试验在一切涵义穷尽以后，有力代表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号召；这一感性革命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起它的先例。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载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它不仅代表新的感性的崛起，即说它将颇有分量地改变全面心神活动的方式，似亦不过。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载1947年5月18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读者如能以此与流行作品对比，便易把握这种间接手法的不可比拟的优异；但它与旧诗所说的“含蓄”又略有广狭深浅之别。同上。

旧日才子型的文人最容易落于这个自制的圈套，有不少坏的词曲给我们做了证人。见落叶而叹身世就是标准的一型。这类感伤的特质是绝对的虚伪，近乎无耻的虚伪。袁可嘉：《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载1946年10月27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

在评述、比较现代诗人的种种选择之时，袁可嘉特别甄别了穆旦与“古典理想现代重构”的徐志摩:“徐诗底特质是分量轻，感情浓，意象华丽，节奏匀称，多主要情绪的重复，重抒情氛围的造成，换句话说，即是浪漫的好诗；穆旦底诗分量沉重，情理交缠而挣扎着想克服对方，意象突出，节奏突兀而多变，不重氛围而求强烈的集中，即是现代化了的诗。”袁可嘉：《诗与民主》，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

卞之琳是获得袁可嘉肯定的代表新诗“现代化”方向的诗人，不过因为他诗歌中尚存不少“过渡性”的特征而常常被一些批评者挖掘出属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气质，这样的理解在总体上又会掩盖和混淆其可贵的“现代”趋向，因此，论及卞之琳的诗歌，袁可嘉都颇为小心，他小心翼翼地挑出卞之琳诗歌中的某些古典情趣放在一边，而将重心放在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现代”特征上:“读过《十年诗草》的人有充分理由相信，如几位批评者所指出的（如闻家驷先生评语）卞氏是一位感觉的诗人；感觉极度精致灵敏，感情十分纤细柔弱；但我们对他的批评并不应到此为止；为了揭示卞诗真正价值所在，及提起模仿者的警觉，必须进一步指明；卞诗确从感觉出发，却不止于感觉；他的感情的主调，虽极纤细柔弱，但常有辽瀚的宽度及幽冥的深度，而他的诗艺最成功处确不在零碎枝节的意象，文字，节奏的优美表现，而全在感情借感觉而得淋漓渗透！”袁可嘉：《诗与主题》，载1947年1月14、17、21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

袁可嘉特别将逃避“现代”的趋向概括为“原始”的追求，在他看来，那些追求纯朴、自然、乡野、更接近中国古典诗歌的都可以说是“原始”艺术的形态:“因为厌恶现代城市生活的不安和烦嚣，人们走向纯朴，自然；因为不满工业世界的不和谐不安定，人们回忆过去，怀念中古；”“因为资本主义文明底种种流弊使我们感性僵化，生趣一天比一天低落，人民便想到民间歌舞里面寻找新鲜的情致，有力的表现。”“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原始倾向虽然有消极矫正的意义，却不足以积极解决现代文化的难题。我相信，现代人底无辜早已随着世纪的逝去而消失净尽。伊甸园显然已不再是我们的。纵然有不少才人志士想回到原始而使人类得救，是否可能实现，极可怀疑。”袁可嘉：《诗与民主》，载1948年10月3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我们尽可从民歌、民谣、民间舞蹈获取一些矫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活力与粗野上面，文化进展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现代。”“现代诗接受了现代文化底复杂性、丰富性而表现了同样的复杂与丰富。”同上。在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袁可嘉的“现代”追求的内涵，那就是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的实际形态，不粉饰、不回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正视复杂，呈现复杂，这才是艺术的“现代”之途。

无论是就中国诗歌需要变革的古典形态还是就现代诗歌中借“中西交融”之路重返古典诗境的现实而言，袁可嘉这里所理解和呼唤的“现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作为对中国意义的“现代”形态的概述，袁可嘉在中国新诗批评与新文学批评中第一次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新传统”一词，第一篇相关论文《新诗现代化》的副标题就是“新传统的寻求”，经过他的反复论述，我们知道就是这样一种非旧诗形态、非民间形态的与人们的“原始”情趣有别的诗歌艺术追求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它既不是西洋文化的移植，更不是古代文化的简单延续，但又是包含了异域启示与自身文化血脉的“有机的综合”，一种现代诗人的独立的创造，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在我们的20世纪具有开创意义的独立形态已经成型。

而袁可嘉则是发现和总结这一现象的最早的理论家。